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

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六镇降户发动河北暴动,将河北大族推上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尔朱荣家族执政,对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拥有雄厚部曲武装的河北大族,是孝庄帝及胡汉门阀用来对抗尔朱氏的重要势力。尔朱氏在河北扩张势力,遭到河北大族坚决反抗。无力消灭尔朱氏、高欢转向承认门阀制,是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与之联合的原因。东魏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     

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

农村维权精英是乡村政治过程中多重张力催生的特殊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正当的,也有非正当的.个人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道德化、底层问题上层化和"踩线而不越线"是农村维权精英常用的博弈策略.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当务之急是疏通乡村政治博弈渠道,规范乡村政治博弈行为.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种"政治历史观"的特色,即从历史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政治方针,而且以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以史论政与"天人比附"、"引经据典"组成政治理论论辩的"三联套"。至于近代,其他两项已经瓦解,而政治历史观则依然延续。这种以史为鉴的理念,其思想归宿具有守旧性质,症结在于用过往的历史指导现实,淡化和排斥对当前社会的调查研究,欲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当前的实况,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因此,以史为鉴在古代就有弊端,更不适于发展迅速的近现代社会。     

贸易战与19世纪晚期欧洲大国关系——以1888—1898年法意贸易战为中心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整体从自由贸易转入贸易保护主义,频频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迈入欧洲经济史上著名的"贸易战时代"。这一时期的贸易战大多与大国政治外交挂钩,并且金融交锋在部分贸易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法国与意大利1888—1898年这一漫长而激烈的贸易战深刻融合了贸易博弈、金融战争和大国外交等元素,德国则成为突出的第三方。法意贸易战实质上展现了法国和德国在缺乏爆发贸易战内在动力的前提下,以意大利为媒介展开的经济、政治博弈,其过程及结果对法意关系和德奥意三国同盟关系演变都产生一定影响,也对认识当前世界贸易争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议题的"政策博弈"

2009年12月,转基因水稻进入生产环节,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从理论上看,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政策,在议题属性上具有多重性,这就决定了其议程的设置必然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一议程设置的实现和通过,就是众多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动态过程,而这一博弈过程又会牵涉到多元主体的博弈关系,其中,也可发现其政策议题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问题。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冲突及其治理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先赋的博弈结构,在这一先赋博弈结构下,双方展现出比较灵活的多元的博弈策略。在两者博弈关系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层的组织冲突关系,这一冲突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博弈与冲突关系的存在,都迫切需要"关系治理",需要"正式规则"、"事实规则"与"论坛规则"等多重治理机制,也需要先进治理理念的引导。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生存博弈

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生态政治运动促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即逐渐走向生态政治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致力于维持现存政治形态下的经济突破,虽带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亦不知不觉陷入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状况.频发的生态危机与低效治理模式的"错配"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了生态政治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治形态的系统转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又往往使这一进程面临诸多变数.要准确把握中国生态政治化的演化进程,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危机案例,动态演绎其中的互动利益博弈;即选取博弈主体,定位其角色,描述其博弈策略和技术.最后,在相关结论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政治化进程进行总体性描述.     

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

站在俯瞰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富弼等所作"上倚公右于诸臣"的论断只能适用于君臣二人交往的几个短暂时段.若从总体上看,范仲淹在宋仁宗那里取得的好感与政治信任基础是很脆弱的.宋仁宗对范仲淹们虽急难之际不免倚重,但终至于由敬而畏、貌合神离.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中的"大道"与皇权中的"霸道"既合作又博弈的一个缩影.而儒家"原道"主义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兴衰正变,也事实上成为中国历代皇朝兴衰正变的风向标或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