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曹植与五言诗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在群星灿烂的建安诗坛上,曹植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建安”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著名诗人,诸如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踽、徐幹、应场等,即所谓“建安七子”。三曹与七子,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运用五言体这种带有歌谣特点的形式,以慷慨悲凉的基调,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咏唱建立统一局面的理想,形成了“建安风骨”。不过,以成就最大的三曹而言,他们也还各自有所侧重的:曹操使四言诗重新放出了光彩,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四言佳作;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贡献,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曹植则使五言诗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对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民间乐府到文人乐府的华彩转身——论“三曹”诗歌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三曹”是中国诗坛上声名显赫的父子兵。他们以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创作，引领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为中国五言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三曹”诗歌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经验，再经过改造、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他们“缘事而发”却更见慷慨悲壮、刚健雄放；“感于哀乐”却更见情浓意切、细致深婉；言志讽时更重诗歌...     

“三曹”诗歌异同论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以诗歌为代表,以“三曹”为核心。把握了“三曹”诗,便把握了建安文学,把握了我国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时代。本文拟就“三曹”诗作一比较,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从数量和题材上看。 曹操“身亲介胄,务在武功”,不过“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故其诗不多,流传至今者仅二十首;题材上也多限于政治、军事、民情等重大社会问题。建安诗人大量抒写的宴酣游乐诗、男女风情诗、寄赠应答诗、曹操绝少染指。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初论

建安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点。学界一般认为文学史之“建安”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他们学习和承继了前代文学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得整个建安诗歌放射出一派绚美的异采。而接踵其后的正始诗歌,因诗风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诗歌毗邻建安诗歌,但却在写作风格诸方面呈现出别一种面貌。在此,我们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一比较,期冀在异同互见中透视与体悟出这段中古时期的诗歌之演进。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初探,祈请方家教正。     

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

以“三曹”与“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上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学之精华,下启唐风、宋韵以后中国文学之新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而他们的向西开拓,则建构起了汉唐之间“骨气奇高”、“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健将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徐、应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曹操与王粲、陈琳等深受西部文化的影响,西部文学的书写成就最高。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少儿散文创作的兰个层次

在少儿散文创作中,作家应有明确的读者意识,理解读者对象的复杂性,明确“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读者的身心的差异性,以他们的审美接受能力和作家的主体创作能力为出发点,创作出针对这三个层次读者不同审美需要的少儿散文。     

台静农苏雪林散文合论

在赴台的五四一代作家中,台静农和苏雪林有着许多共性的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产儿",也走过了大体相同的人生道路,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他们的散文创作都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而在具体的创作路径、创作领域和创作方法上,二者散文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在台湾当代文坛上,台静农和苏雪林成为五四文学薪火的传播者。在他们的影响和启示下,台湾散文界形成了学者散文和"闺秀派"散文两个创作群体。     

“曹王”、“曹刘”辨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邺下聚集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之士,其中以三曹、七子、蔡琰最为特出,三曹更是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然自六朝迄于明清,被文学史家频频称引者,却大抵是曹植、王粲、刘桢三人。三人时被并称,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曹王”、“曹刘”的组合形式出现,且往往被分别视作建安文坛的代表。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曹、王、陈、阮……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隋书·文学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论建安散文使事用典的艺术表现

建安散文中的使事用典十分普遍,且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由于建安散文的使事用典所特有的审美效应,故而对建安散文之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

建安年间曹操集团中,崔琰、毛玠是主典选举的最重要人物。毛玠、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玠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三曹诗歌之读者批评范式刍论

在考察建安文学之读者接受史过程,不难发现历代读者接受三曹诗歌所形成的接受范式,即“以道德伦理评诗”、“以史证诗”、“以感悟言诗”、“以章句解诗”,这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甚为常见的范式。这一中国式批评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受众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尊崇权威的心理定势,乃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散文的空间美学

20世纪80年代引领台湾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林耀德高举“都市散文”的创作旗帜,其创作的都市散文形成了独特的后现代散文空间美学,具体特征为：一、以巷弄、废墟和地下都市为典型的“差异空间”,与现代都市文明空间多重并置,营构出文明和荒原并置的差异美学;二、多重的都市空间与都市心灵空间互相形构,形成既压迫、封闭、稳固,又开放、多元、流动的多元空间格局,而隐藏其后的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解构;三、由于精神原乡的缺失,都市散文家无法破解流动不居的都市迷宫,因此每一次的空间想象都试图在抵抗和拆解现实与历史的迷宫情境。林耀德开拓的后现代散文空间美学是1980年代台湾后现代散文美学的重要组成,其典范性和历史意义仍需深入探讨。     

湘中人文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李夫泽《湘中现代作家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活跃着三位湘中籍作家 ,他们是谢冰莹、成仿吾、蒋牧良。谢冰莹以其坎坷经历和独特的散文创作风格 ,成了文坛上著名的“女兵” ;成仿吾高举文艺批评大旗 ,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股旋风 ;蒋牧良则以小说著称 ,其创作具有鲜明的讽刺艺术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评论界对他们有一些研究 ,但很不够 ,且不成体系 ,也欠深入 ,特别是对谢冰莹的研究 ,几乎是一个空白 ;把三位作家放在湘中地区这个文化背景下 ,从他们不同的创作道路、创作特色中探索出一些共性来 ,更是前所未有。李夫泽同志的专著《湘中现代作家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