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礼志》史源述评

《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虽多有论说,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不足。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我的治学之路

一我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偏重史事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炼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师对宋史研究的业绩,我所撰的《“杯酒释兵权”说献疑》、《再论“杯酒释兵权”》、《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宋太祖誓约辨析》、《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李顺之死》、《沈括事迹编年》、《刘事迹编年》、《〈宋史·地理志〉补正》…     

邵晋涵对宋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二十四史中，元代史家修撰的《宋史》向来以繁冗猥滥见讥。明清两代史家鉴于《宋史》存在的问题，纷纷改撰或重修，产生出一批宋史著作。在这些史家中，乾嘉时期的邵晋涵是一位对宋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而又鲜为人知的学者。橥邵晋涵在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史学史...     

不尽“潇洒”滚滚来……

像“出国潮”、“经商潮”一样，最近几年，“潇洒潮”也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穿着时髦新奇，乘坐豪华汽车，购买名牌服装，举止粗鲁无礼，出口脏话连串……一律都以“潇洒”冠之，甚至撞倒孕妇老者，抢占公共座位，也毫不睑红振振有词：“这才叫潇洒！”一时间，“潇洒地走一回”，“何不游戏人间”的歌声如缕不绝。可以说，潇洒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引进了误区，成为一种普遍的不良社会现象。“潇酒”一词，据《辞海》解释：洒脱、飘逸，它与“矜持”、“拘谨”相对。古人晁冲之《僧舍小山诗》云“此者绝潇洒，久参曹洞禅”。而《宋史·张洎传》…     

王安石及其《字说》——介绍张宗祥辑本《熙宁字说辑》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一生勤于著述。由于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以及后世不公正的评价,使其成书于熙宁年间的文字学著作《字说》,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宋史》本传云:“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字说》一出,唐耜为之作《字说解》120卷;韩兼也作《字说解》数十卷;刘全美作《字说偏旁音释》及《字说备检》各1卷,并作《字会》20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10卷,一时习者蔚然成风。哲宗元祐中废新政,是书也因此遭到非议而被禁用。绍圣间虽又用以程试诸生,但不久旋废,今书已散佚不传。对于《字说》这样一部文字学著作,颇为历代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

诗话类著作产生于宋代,在袁本《郡斋读书志》中,诗话被著录于小说类中间,显示出其"话"的小说特点,至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将其移置小说类之末,说明编者已注意到诗话著作与小说的区别。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将诗话移置文史类,确立了其文学评论的属性,尤袤《遂初堂书目》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同。《宋史·艺文志》则将诗话类著作分置小说类与文史类,引起后人对于诗话多种属性的讨论。查其实际,是《宋史·艺文志》因于《中兴国史艺文志》,后者采用了两种著录标准,揭示出诗话与小说的驳杂联系,也表现出宋人对于诗话属性的探讨与质疑。     

高句丽中期国情新考——以《梁书·扶桑传》为中心

在已经确认《梁书·扶桑传》是慧深以高句丽中期国情为蓝本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后,既要对《梁书·扶桑传》的史学价值做出新的认定,也要进一步发掘其史料价值。《梁书·扶桑传》在高句丽中期国情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范仲淹之祖籍与出生时间地点考

范仲淹之祖籍与出生时间地点考李丛昕一、关于范仲淹的祖籍关于范仲淹的祖籍，《宋史》本传（卷３１４）这样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据此，范氏之先世为州人，便成千古定论。然而，笔者近年发现，范氏之祖贯...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

世传章悖所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一语,并不见于宋人所记的有关原始史料,仅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最早将此语及其关联史事演绎为历史场景,后被清人《续资治通鉴》所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使得相关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     

明传奇《金兰记》剧情与本事考论

时至今日,戏曲研究者对明传奇《金兰记》的相关情况知之甚少,以致出现种种误解和纰缪。通过对现存明曲选中各散出的详细研究与比勘,可知《金兰记》主要叙写南宋初李显忠与刘尧举"义结金兰",除奸党、抗金兵,建功立业之事;中间穿插刘尧举与船女素娟之爱情婚姻的敷演。并由此考知,《金兰记》的本事来源是《宋史.李显忠传》和《情史.刘尧举》故事。     

《西域记》与《西游记》

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和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书。《旧唐书·经籍志》对《西域记》未加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道家类,自宋以后,各著录家多入史部地理类(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而吴承恩的《西游记》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那么,《西域记》与《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呢?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这两部书之间“有点小关系”(《中国章回小     

“大索貌阅”考

“大索貌阅”考董惠民，李靖莉“大索貌阅”是隋朝采取的一项整顿、清理户籍的措施。关于“大索貌阅”，史书有三种记载：《隋书》及《北史·裴蕴传》记于大业五年，《隋书·食货志》系于开皇三年，而《资治通鉴》则兼采开皇五年与大业五年两种说法９因此，似乎隋朝曾三次...     

会稽涂山考

会稽涂山考朱元桂朱元桂，男，１９４３年生，绍兴市文联主席。《尚书·夏书》说禹“娶于徐山”，《春秋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关于禹与涂山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涂山是禹娶妻之地还是会诸侯...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根据先秦时期数词组合方式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并结合其他方面断代的条件和标准，本文论证了《逸周书·世俘解》是武王克商后不久的作品；今文《尚书》、《仪礼》经文、《春秋》、《周礼》等是战国前期之前的作品；《周易·系辞》、《穆天子传》等是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作品。其他有争议的作品中《左传》、《国语》应是战国中期的作品；银雀山竹简《吴问》应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从异求变,从变见性——读《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稿》

<正>一李华瑞先生是宋史研究的知名学者。自1995年出版《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以来,陆续推出《宋夏关系史》、《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夏史研究》、《“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等,显示出其学术研究的日益精进。《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是李华瑞先生新近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入论文30篇。从内容看,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宋史研究的学术史,二是宋代社会尤其是灾荒和社会救济     

宋初统一中所得州县户口数考实

关于宋初统一各割据政权所得州县、户口数,史书颇多记载,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如《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等书。此类史书为宋、元人所撰,所据多为实录、国史等较原始资料。可信程度较高。第二类如《续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宋史纪事本末》等书。此类史书成书时间较晚,所据多为第一类史书,史料价值较差。但是,由于此类史书的     

关于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

据《晋书·左思传》记载，皇甫谧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极思传》是这样记载的：及赋成，时人本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滥有高誉，思造而示之。温称善，为其赋序。此事还见利世说新语·文学篇》：左太冲作位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告，思意不惬。启示张公（张华）。张日：“此仁京河三，然君文本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温。监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但对于皇甫温序的真实性，自古以来就有否定、怀疑者。就在泄说新语＊左太冲作位部赋》初成”一文之后，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曰：“皇甫谧西州…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之成书及价值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简称《校录》)对徐锴《说文系传》的字头、释义、音切等内容做了全面校勘和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系传》校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书初为校补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而作，后另择善本进行系统校勘。在征引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见出土文献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考证详尽，规模庞大，创见精审，取得了重要成就。《校录》一书集中体现了王筠对《说文系传》的研究成果，为其“《说文》四大家”之一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