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朝觐大事记》内府档案论析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内府《六世班禅朝觐大事记》原本黄册,真实地还原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那段难忘的历史,弥足珍贵。文章将其与《清实录》《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等文献资料相佐证,可知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以及该事件对清朝政治、民族、宗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     

雍和宫班禅楼和戒台楼改扩建历史考略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大师自西藏起程进京为乾隆皇帝庆祝70寿辰。为迎接大师的到来,乾隆皇帝颁旨雍和宫改扩建班禅楼和戒台楼两座殿堂,供大师讲经传法和休息之用。本文根据《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国朝宫史续编》等史料,研究考证了两座展堂改扩建时间、施工主持人,以及内部装饰等诸多细节,探讨了这两座殿堂敕建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既彰显了乾隆皇帝在处理西藏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对藏传佛教及其领袖人物的重视与厚爱,也凸显了六世班禅爱国爱教的高尚情操与崇高历史地位。     

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

六世班禅东行朝觐是清朝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六世班禅为保证东行顺利,提出给他的随从种痘,并在甘肃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大力协助下为200多名随从实施了种痘.这是六世班禅东行途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清朝的汉文档案资料中很少提及,在学界还鲜为人知,而此事又与六世班禅大师之后在北京染天花而圆寂相关联,使人产生一些疑惑.本文从二世嘉木样活佛与六世班禅之间的关系着眼,解读二世嘉木样活佛率领班禅大师的随从在东行途中前往阿拉善种痘的经过,解释六世班禅本人未种痘的原因,对班禅大师在北京染天花圆寂的始末进行分析,解答了某些人提出的为何六世班禅一行人中仅班禅大师一人在北京得天花以及六世班禅是否因病圆寂的疑问,为解开这一历史的谜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中的空间与礼仪

文章详细梳理了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前来承德朝觐过程中有关礼仪安排与实践的史料,论证了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之间关系随空间变换而调整的方式,并将这种方式与上古史和封建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六世班禅朝觐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的基本格局的呈现,并非清代特有的现象.     

六世班禅与天花关系考略

清乾隆时期,天花对朝觐年班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时,西藏地方的天花防治水平尚不能为六世班禅的身体健康提供良好的外部医疗条件。六世班禅因特殊身份原因而主动放弃种痘,从而为其因天花圆寂埋下了隐患。此外,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在天花防治方面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原因亦值得分析。     

六世班禅承德入觐述略

六世班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之一。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后藏,乾隆五年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次年在扎什伦布寺坐床,成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罗桑巴丹益西。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戌时圆寂于北京,享年42岁。六世班禅入觐的整个过程可分为觐见准备、承德祝寿、北京活动、灵榇西归四个阶段。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档,围绕觐见准备和承德祝寿作一概要叙述。一六世班禅早有入觐的意愿。当他得知乾隆将举行七旬庆典的消息后,通过章嘉活佛主动要求入觐祝寿。他在奏书中明确表示:“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38年—1780年),名:贝丹意希,出生在后藏襄地扎西孜(今南木林县境内)。出生的第二年,被定为前辈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入后藏扎什伦布寺坐床。1744年(乾隆九年)九月,受沙弥戒,取法名:罗桑贝丹意希巴桑布。1752年(乾隆十七年),得到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贤劫海)的开示,授密法灌顶。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受比丘大戒。并在第二年,得到赴藏的章嘉国师锐毕多吉的传授。     

七世班禅罗桑巴丹旦贝尼玛年谱

七世班禅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为加强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从他一生的政教活动可以看出当时清王朝经营西藏的大致情况。本年谱主要根据《七世班禅传》(藏文)等资料写成,供藏史研究者参考。1780年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在北京西黄寺圆寂后,扎什伦布寺于次年访得候选     

我和班禅大师

班禅大师圆寂一周年了.我本人和班禅大师的接触偏重于佛教一个方面.用佛教的语言来说:我和班禅大师有着深厚的因缘. 早在三十年代,第九世班禅在上海兴修法会,我受过他的灌顶.第九世班禅在回藏途中圆寂.当时我国的佛教大德长老、长者居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祭文是我写的,也是我宣读的.1952年第十世班禅曾到了上海,我有幸负责接待大师,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集会,让上海的佛教群众有机会参见.1954年以后,我经     

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

18世纪(清代中期)朝鲜学者朴趾源,随朝鲜使臣赴中国祝贺乾隆帝70寿诞。期间,他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乾隆盛世的风物人事,将所见、所闻、所思记述在《热河日记》中。其中也包括了有关六世班禅、黄教(藏传佛教)、乾隆对班禅的态度、对藏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为今天清代西藏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须弥福寿之庙,座落在承德市避暑山庄北面的山麓,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外八庙中建造最晚的一座喇嘛寺庙。这一年是弘历的七十寿辰,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长途跋涉二万余里,从后藏日喀则来到避暑山庄为其祝寿,弘历遂下令“肖其所居,以资安禅。且遵我世祖章皇帝建西黄寺于京师,以居第五世达赖喇嘛之例也”。修建此     

章嘉·若贝多吉入藏主持寻访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始末考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国师章嘉·若贝多吉奉乾隆皇帝旨意前往西藏主持寻访认定转世灵童。学界以往认为章嘉·若贝多吉在藏期间和六世班禅在后藏就转世灵童事宜达成某种共识,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灵童寻访认定。文章认为,近年新披露的满汉蒙藏等多语种史料,显示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复杂曲折,并不存在所谓的共识。章嘉·若贝多吉在藏期间,为及时准确地选定转世灵童四处奔波、权衡各方利益,为清代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梳理这些史料能够重新考究章嘉·若贝多吉第二次入藏期间主持寻访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始末,揭示其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的历史功绩。     

从两件藏文历史档案看清朝对西藏差税问题的整顿和改革

有关清朝整顿西藏差税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资料,一个是藏历第十三饶迥的水牛年(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钦差总理大臣和琳奉乾隆皇帝圣谕,会同达赖喇嘛及掌办商上事务的济龙呼图克图,为解决达赖属民和班禅属民在支应差税方面的争执而作出的决定,简称《水牛年决定》;一个是藏历第十四饶迥的铁虎年(公元1830     

三世章嘉与六世班禅朝清

有清一代,利用喇嘛教以加强和巩固清朝在蒙藏地区的统治是一项“所系非小”的基本国策,迎请喇嘛教领袖人物赴京陛见或驻京掌教则是这项基本政策的具体实施.乾隆皇帝通过三世章嘉活佛邀请六世班禅进京朝清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们为加强清朝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笔者根据在翻译《三世章嘉传》的过程中掌握的汉藏文史料,拟就三世章嘉与六世班禅入覲的有关问题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班禅世系的产生及历世班禅转世过程(下)

3.七世班禅丹白尼玛的认定及坐床过程六世班禅圆寂后,必然又要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来继任七世班禅,那么七世班禅又是怎样寻获的呢?据藏文传记记载:札什伦布寺在寻访过程中寻得四个“灵童”,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藏历第十三饶迥之水虎年(1782年)四月初八日,后藏白朗宗吉雄豀卡地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当时札什伦布寺派出苏本堪布前往四个     

爱国爱教的典范 契理契机的楷模——为纪念十世班禅大师圆寂30周年而作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是中国藏传佛教杰出的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禅大师到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到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活动,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于1月28日在日喀则市他的新宫德庆格桑颇彰逝世。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中,班禅大师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19年是十世班禅大师圆寂30周年。文章从佛教经典和十世班禅大师著作入手,围绕十世班禅大师一生奉行的信仰自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倡导的修学方向——"精闻思修,善讲辩著"、付诸实践的目标——"契理契机,随顺世间"及其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续佛慧命"等主题,追思他的功德业绩,感念他的爱国情怀,研讨他的爱国思想。     

由《金陵温氏家谱》看明初帖木儿帝国与明的友好交往

新疆大学原党委书记温厚华同志家藏《金陵温氏家谱》一份。此谱初撰于清顺治乙未(1655年),康熙丙午(1666年)、乾隆己卯(1759年)、咸丰庚申(1860年)续有增修,以迄于今。 此谱系手抄本,不分卷。谱前有《明太祖高皇帝御敕》,并有粤西张文阶(顺治乙未)、江宁朱泗章(康熙丙午)、浙右孙天复(康熙戊申、1668年)、江西南康府同知常清岳(乾     

清代驻京鄂萨尔呼图克图考

鄂萨尔呼图克图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驻京呼图克图,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皇帝钦定驻京喇嘛班次时,鄂萨尔呼图克图赫然在列。但鄂萨尔呼图克图系何地何寺的活佛及其详细情况目前尚无说法。笔者查证有关史料,认为鄂萨尔呼图克图应是乾隆年间曾任北京雍和宫堪布等要职的班智达堪布桑吉俄色。堪布桑吉俄色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被任命为承德普陀宗乘之庙总堪布,乾隆四十一年(1776)奉命出任四川广法寺堪布,乾隆四十五年(1780)调入北京任雍和宫堪布等职。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成绩卓著被封为"墨尔根诺们汗"。无论从名号上看,还是从身份、任职时间上看,堪布桑吉俄色应是驻京鄂萨尔呼图克图。     

《清内阁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档案目录编译(四)

文章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中节选了西藏历史相关的文书目录,内容主要涉及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年间,清中央政府发往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第巴等的谕告、文书,以及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往召班禅等事件、打箭炉地方纠纷、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青海台吉上呈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的奏文。文章整理摘编与西藏历史相关的档案文书目录共132条,目录后附收发日期的同时,将重复的文书亦在括号内予以标示,以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释

一解题 此碑立于塔尔寺内弥勒殿(俗称贤康,为塔尔寺兴建最早之佛殿,因殿内至供弥勒佛像而得名)门前北侧,碑高约1.9米,宽0.8米,碑额中心绘莲花宝座,两侧各刻一条龙,碑额正中刻一正方形印,印文藏汉对照,汉文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之印”,藏文为“rgal-khab skyog-ba'i-dge-rgàn chen-po rgyal-bstan yongs-kyi bdag-po thamd-cadmkhyen-pa pan-chen er-ti-ni'i-tham-ka”。石碑左、右及下面边缘刻有八宝图案。此碑刻藏文57行,楷书,全文清晰可读。碑文主要内容是记述九世班禅大师1935年5月至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