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史关于“立辞”谬误之探究

“立辞”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相当于推理论证,其论证要素之论题被称为“辞”,论据被称为“故”,组织论证方式应遵循一定规律被称为“循理”或“知类”,这在《墨辩·大取》中就有明确论述:“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同时也说明“立辞”过程如不遵循一定规律就会发生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明故”、“不明理”或“不明类”等,也即在论据和论证方式这两个论证要素中,用以推论之“故”多是虚妄之“故”.不足为据,以及不循理而推,不察类而论等.显然,“文辞”过程如发生这些谬误,定会使思维陷入     

从"类"浅议墨辩逻辑的特点

"故、理、类"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范畴,通过对"类"及其与"故"、"理"的关系和分析,显现其逻辑体系的基本特点墨辩逻辑是类的逻辑,但其类推不是纯外延的,具有内涵逻辑的因素和倾向;它是融演绎、归纳、类比为一体的综合型逻辑;它是论辩的逻辑,初步探讨了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它属应用型逻辑,其体系是非形式化的.     

墨辩逻辑规律论

由于世界三大古典逻辑墨辩、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中都没有对逻辑规律的专门论述,所以,在逻辑史的研究中,此课题一直没能引起重视。逻辑规律是逻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三大古典逻辑中只是因明中没有理论的概括,亚氏与墨辩中都有理论说明。尤其是墨辩,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逻辑规律,但在关于“辩”的定义、法则、态度等有关论述中明确揭示了逻辑规律的基本内容。相比而言,墨辩关于逻辑规律的理论最丰富,论述也较为深刻     

略论《墨辩》“辩”的谬误

中国人是谬误分析的先行者。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墨家的《墨辩》（《墨子》中的《墨经》四篇和《小取》、《大取》的总称）就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名、辞、说或辩说（辟、侔、援、推）等论说方式中的各种谬误。它不仅构成了墨家辩学体系的谬误理论,而且也是中国古代谬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进行谬误分析的先行者。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墨家《墨辩》“辩”的谬误论,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批判性思维智慧有着重要的意义。     

“墨辩逻辑学”解构(上)——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墨辩即逻辑”一说,梁启超创立于前,胡适张扬于后,至今成为神圣的教条,其实是历史的虚构,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虚构的“墨辩逻辑学”进行解构。本文认为,墨辩是墨家的辩论理论,包含逻辑学的萌芽,但没有发展成逻辑学。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对立的,逻辑学用抽象方法研究推理形式,墨辩则用直观方法研究具体推理,由于没有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形式标准,推理的取舍以具体内容为准,结果被语言现象和意识形态引入迷途,走向逻辑的反面,即逻辑矛盾。矛盾的症结就在《墨经》的《小取》篇。     

从墨辩逻辑的特点看它的历史命运

我们这里讲的墨辩逻辑也就是墨家的逻辑学。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末叶的墨翟,完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后期墨家之手,主要体现在《墨经》中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和《小取》六篇里。墨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最高代表,由于它主要是讲如何辩论的问题,因此常称墨辩逻辑。它的创立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差不多同时,但两者的运行轨迹迥然不同,前者只是昙花一现,而后者却光华世界,成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大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这一强烈对照,几十年来不少学者都在思索着这一问题:墨辩为何沉沦了呢?关于墨辩衰落原因的探讨,虽已有不少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之文,但笔者认为,大多     

荀况与《墨辩》的概念理论

中国古代逻辑在墨翟、惠施和公孙龙诸人的实践逻辑基础上,至战国晚期的《墨辩》已日臻完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理论逻辑的体系(注)。以后,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况,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正名逻辑,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墨辩》的理论逻辑,对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将荀况与《墨辩》的概念理论作一集中的探讨,力图具体的阐明中国古代逻辑,在概念理论上的演变、成就及特点。     

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与墨学复兴

秦汉以后长期“中绝”的墨学,曾在近代迎来一次小的复兴。墨学之近代复兴由毕沅、王引之、孙诒让等人对《墨子》文本的校勘、注释而开启,经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与分析而形成浪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墨学的复兴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者,并非墨子本人所阐发的“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而是后期墨学所归纳的“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将逻辑的概念、规律、理论、方法与现实的政治、道德、社会、生活相系,从而寻求价值与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说是“墨辩”逻辑的思想特质,亦可说是“墨辩”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最大不同。     

《墨辩》正名思想解读

《墨辩》丰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建立了较系统完善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它对名的概念本质、正名的前提和原则以及划分和定义等正名方法做了创新性地探索。《墨辩》的正名思想对当代中国逻辑学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仁心说 以学心听 以公心辨——略说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格

本文的标题 ,引自《荀子·正名》 ,说的是君子应具备的言德、听德和辩德。下文是 :“不动乎众人之非誉 ,不治 (饰 )观者之耳目 ,不赂贵者之权势 ,不利传 (便 )辟者之辞 ;故能处道而不贰 ,吐 (咄 )而不夺 ,利而不流 ,贵公正而贱鄙争 ,是士君子之辨说也。”同书《不苟》篇亦强调 :“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导人”。所谓“君子” ,大体上应有这样的风度 :“宽而不慢 ,廉而不刿 ,辩而不争 ,察而不激 ,直 (寡 )立而不胜 ,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 ,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此处的“容”字 ,梁启雄以为是“裕”字 ,即优裕之意。辩说时难免激动…     

荀子的逻辑与直觉的统一

荀子沿延《墨辨》而有名、辞、辨的逻辑化过程,从而构建了自身哲学的认知系统,是心体道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又是“虚壹而静”直觉认识的前提和基础。逻辑化的理智与“虚壹而静”的直觉的统一才能完成体道的终极过程,以达到“大清明”的境界,道从而得以显现。其意义不在于逻辑与直觉的具体内容,而在于给出了逻辑与直觉统一的模式。如果其后的中国哲学沿着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那么,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墨辩语用学思想初探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关系的学问。墨辩包含丰富的语用学思想。墨家对名的意义作动态研究,对索引词进行了广泛运用和初步探讨。墨家推理以故、理、类为依据,涉及辩说的语境意图及相关背景,使辩说具有语用性。墨家对辩的实质、功能和要求的论述体现了辩说这种言语行为的语用性质、社会功效和礼貌要求。     

墨辩对谬误的辨析

体现中国古代逻辑最高成就的墨辩逻辑，是在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对“辩”的探究中，宣传和论证自己的主张，辨析和批驳论敌的谬误，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独具特色的逻辑思想，形成了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媲美的逻辑体系。墨辩对谬误的辨析在它的逻辑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     

墨辩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 数学基础的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如何深入,由宏观考察走向微观分析是一条重要途径。孙金森在本期撰文《墨辩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数学基础之比较研究》,试图从数学基础上寻找墨辫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衰兴的原因。认为几何学是形式逻辑的基础,亚氏逻辑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在于它有一个严密的三段论体系,其根本原因是它获益于古希腊几何学的充分发展和普及,而墨辩逻辑之所以在汉以后长达1500年之久鲜有问津者,这与先秦几何学不能为墨辩逻辑走向形式化并构成一个系统提供条件密切相关。文章启示人们:决不应轻视基础科学的研究,任何学科都应从它的基础学科中取得自己的研究方法。     

墨辩、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比较

<正> 对墨辩、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章士钊、谭戒甫、沈有鼎等学者,先后都提倡并做过这三大古典逻辑的比较研究工作。但以往的比较研究多是就演绎而论,很少顾及归纳与类比。本文试对墨辩、因明与亚氏的归纳逻辑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首先,我们对归纳在三大逻辑中的表现形式作些考察。亚里士多德是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对归纳的理论作了系统而又深刻论述的人。在《工具论》里,他讲到了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同时也讲到了作为认识方法的归纳法。     

“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九辩》为屈原作品定疑

<正> 《九辩》,见于《楚辞章句》卷八。这是一首文采绚烂、声情摇曳的杰作,其独创的“悲秋”的题旨成为后世文人寄托感情的园地。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操《步出夏门行》、曹植《秋思》、曹丕《燕歌行》、潘岳《秋兴》,……流波余霭,直至近代。诚如杜甫《咏怀古迹》所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国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悲秋抒怀”的文思,莫不是《九辩》的滥觞。因此,《九辩》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茂陵刘郎秋风客”漫议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云;“茂陵刘郎秋风客。”王琦注曰:“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苏州人民纺织厂与江苏师范学院合编之《李贺诗选注》则云:“李贺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直呼帝王为郎,这是他的可贵处。”二者“道”不同,故褒贬异辞,而其不中腠理则一。其失盖在一“束于教”,一“笃于时”也。     

“墨辩逻辑学”解构(下)——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三、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墨辩为什么会受语言现象和墨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呢 ?追问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 ,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立的。(一 )两种对立的推理理论 :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本文所谓逻辑学指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以思维形式主要是有效的推理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思维工具或推理工具 ,有关推理的理论构成了逻辑学的核心。墨家也研究推理 ,其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 ,主要是为“辩敌致胜” ,而不是“专为寻求真理”。 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对象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