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派系——以1927年至1937年为考察中心

政治派系是国民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伴随着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激烈争夺,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造成了国民党政权极大的"内耗"."内耗"又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     

刘瑞恒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医派系之争

刘瑞恒主持中央卫生行政期间,西医界内部德日派与英美派的矛盾步步激化。中央与地方卫生机构的组织与调整,使英美派在卫生行政中占绝对优势;他依赖美国进行的卫生资源整合与医学教育改革,使德日派与英美派矛盾公开化,进而引发口舌争锋;他整顿军医,打击日派势力,将两派关系推演至白热化。派系内斗不仅影响了刘瑞恒个人职业生涯,而且导致卫生行政处处遭遇阻梗,社会上医患纠纷陡增,学术交流之风消散,严重影响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1948年国大副总统的选举与派系交锋

1948年"行宪国大"中的副总统选举,蒋介石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随着选举的进行和各派系与中央的斗争,原本支持程潜的国大代表、民青两党的国大代表、联署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以及三青团等大部分成员均站在自身立场上反对中央,支持李宗仁的选举,对李宗仁的竞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加以全面整顿和严厉管制,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大为收缩,功能极度弱化,几乎沦为政治权威的附庸,与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不是"不要"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相反,执政党及其政府存在着将所有民众纳入相应团体"为我所用"的强烈冲动.政治权威对于民间组织的监管,实行党政双轨制,其中又以党为主;执政党对民间组织的介入途径,则公开和秘密并行.这种组织管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相互关系.     

国家治理中的派系问题研究——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述

国家治理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追求稳定,然而,无原则的派系乱斗从古至今一直是困扰国家治理的一个顽疾。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再到近代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无不闪现着派系的身影及其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派系问题由此激起了不同时代政治思想家的思考,人们就派系的危害、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抑制方式等提出不同的看法,并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与危害是判定派系行为的根本标准。从政治思想史来看,休谟和伯克对派系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转折,休谟不但对派系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而且注意到了派系的现代形式,伯克则从规范的意义上首次对派系与政党作出了有效的区分,从而为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由。     

政府购买医患纠纷调解服务的法律审视——以福建省为例

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复杂性、专业性使得政府在调解机制初期运作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念的推广,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府购买医患纠纷调解服务模式,但依然存在医患纠纷调解机构法律定位的缺失,医患纠纷调解监管与评估指标不完善,政府给付不足和调解机构中立性不足等法律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提出立法应明确政府购买医患纠纷调解服务的法律定位,构建医患纠纷调解服务的监管与评价制度,完善经费支持的多模式探索以及推广独立性购买方式等法律建议。     

论“情谊行为”的法律定位——以建构纠纷解决机制为目的

“情谊行为”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但在实践活动中却经常发生。由于理论研究的缺乏使得在其法律定位问题上有不甚完善之处。“情谊行为”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行为?这不仅关系到其行为本身的定位,也同时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研究,以便建立相关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问题。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法律的差序利用 ———以一个宗族村落的纠纷调解为例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从地方性的一面来看,需要关注的是本土文化如何影响法律的运作.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一个宗族村落中三个纠纷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存在对法律的差序利用,即随着纠纷当事人血缘关系的疏远,运用法律的强度逐渐增强.这种情形反映了传统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生命力.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寻求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多种价值的相互融通.     

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关注和引导国民党内的派别分化,以支持国民党抗衡北京政府,完成其在华战略布局。其具体做法是提出对国民党内派别的政治划分,并加强其左转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英美式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尽力维持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法与政治之关系新解

政治,是社会产生分裂、多种文化并存条件下的特有社会现象。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充满着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其突出表现。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寻求和确立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的文化过程;正确文化的最高社会表现形式,是体现为社会公共意志的法,并由代表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国家这一工具,将其贯彻于社会之中,从而最终实现正确文化对社会的治理——即政治。     

论国际科学活动中心周期与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的统一性

近代第一次科学革命以来,先后出现了四个国际科学活动中心国家和两个世界性霸权国家,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出国际科学活动中心周期与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具有统一性,科学技术通过科技强国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     

论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特征

卢梭的政法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的政治和法律是其根本特征。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自然状态的人文理想,自然法的情感内核,社会契约的善良行动,公意社会的美德统治,法治的道德支持。道德价值的引入和张扬,使卢梭的政法思想卓尔不群。     

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视角——政策民主

选举民主和政策民主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取选举民主形式 ,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 ,我们也不能实行选举民主 ,而只能实行政策民主 ,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问题浅析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日新月异,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生了深刻变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选民资格认定、候选人条件确认、对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务公开制度、新旧村委会班子工作交接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的政党政治走向

回顾了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分析了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后政党政治的发展状况,对选举后的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论述,认为当前台湾的政党政治格局已经从国民党一党政治,演变为两极(民进党、国民党)多元(若干小党)格局的多党政治,蓝绿政治仍将是台湾政党政治的主色调,政党政治的演化也导致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也导致两岸关系的变数愈加复杂.     

选举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基础的评析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兴起之后,选举逐渐发展为实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操作手段,当今时代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在选举实践中产生的大量或无法克服的困难,使人们对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又存在诸多困惑.     

德国能源法纠纷解决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研究和借鉴德国能源立法的纠纷解决机制,比较了德国《联邦矿产法》《核能法》《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优先法》中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认为德国能源立法中的相邻权纠纷解决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和能源损害赔偿责任区分制度等具有立法的先进性。借鉴德国能源法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