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获》看“先锋小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试图从分析《收获》的刊登动机分析入手,揭示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场域视野下扎西达娃先锋小说的经典化

经典化是指某些文学作品在一定场域内“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和《去拉萨的路上》等先锋小说发表不久即被多家选刊转载和多种选本选入,在文学传播场中快速经典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定场中的经典化则存在众声喧哗现象,其于“世界文学空间”和大众文化场中经典化不足。从场域的角度考察扎西达娃小说的经典化,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当代早期先锋小说经典化问题,以及其在不同场域中经典化状况。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时代的“心声”

在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反映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斗争的文艺作品。今年《人民文学》四月号刊登的小说《心声》,围绕着确保还是破坏“东方红-9”科学试验而开展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搏斗,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的本质特征,真实地反映了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在这场斗争中的英雄形象,因而特别引人注目。     

玛拉沁夫与草原文学

玛拉沁夫是我国著名的蒙古族作家。一九五二年一月,玛拉沁夫的第一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人民文学》以头条位置发表后,一举震惊了文坛。《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及《新观察》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赞它是我们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反映内蒙古草原人民斗争生活的优秀小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它“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力量,用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应该说,这个评价是鼓舞人心的。在创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时候,玛拉沁夫只有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以《收获》《花城》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文学体制的变革也被提上日程,文学期刊开始普遍面临挑战和危机。但随着先锋小说创作理念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兴起,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它的辐射力开始遍及全国,接纳它的文学期刊并没有因为文学的逐步边缘化而减少,反而开始增多。《收获》和《花城》等文学期刊对先锋小说的发表予以了大力支持,见证了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     

论《没有太阳的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德永直,这个曾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家,在今天的日本,提起他的人似乎不多了;但我们处在这风云变幻的现在,重读他的主要小说《没有太阳的街》,并面对今日的日本,仍感到它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929年6月起,《战旗》分五期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期间,同时还刊登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伟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老铁的话》和村山知义的《暴力团记》等,一时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风行国内外,深受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     

20世纪末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只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递嬗,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     

同济学人——马原

马原，生于中国辽宁锦州，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名誉主任。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是中国大陆当代第一部将叙事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此后陆续发表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游神》等作品组成“西藏系列”。马原的小说创作引起中国当代小说观念的根本变化，也使他本人成为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时期工业改革小说简论

：７０年代末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为变革时代的文学主题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它是工业改革小说的先声。尽管现在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它是客观存在。本文对新时期工业改革小说“先锋”作家及其得失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拓荒女性之歌——维拉·凯瑟小说《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女主人公的自我成长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维拉·凯瑟是如何诠释拓荒女性在拓荒中追寻、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追溯维拉·凯瑟两部小说《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女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描述拓荒女性在荒野中追寻自我,创建生活的经历。探讨拓荒女性发展自我、追寻自由精神的历程,并分析了拓荒女性完善自我的过程。     

范玮先锋小说创作论--以《穿过苹果树的月光》、《鸡毛信》为例

聊城青年作家范玮的先锋小说创作是一条行不由径、履险出格的实验之旅。他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幻想文学”影响很大，致力于非现实梦境的营造、叙事迷宫的构建，小说魔幻色彩浓郁，充满了形式主义的游戏精神。范玮多方面借鉴了博尔赫斯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创新，其呈现出断裂性和非逻辑性的文本给读者创造了解读文本的多元选择。范玮小说的主题是对现代人的精神境遇和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折射出世界本身的开放性和丰富性。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新中国六十年奥斯丁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国内对简.奥斯丁的译介和评述始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主流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奥斯丁基本被边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奥斯丁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7年,奥斯丁才重新在学界得到重视。1989年之后的二十年是中国奥斯丁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讨渐渐与国外接轨,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从形式技巧角度切入的论文大大增加;在新的起点上展开了思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评论;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应者”众多;文化研究前景广阔;除了专业论文以外,还有不少以随笔形式评介奥斯丁的文章。六十年来,我国奥斯丁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不足,也存在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的问题。     

《新课标》中先锋小说语言解读与层次教学法

先锋小说作为当代小说的开拓者,对其解读千差万别,有时连文学批评家也束手无策。著名先锋作家余华的小说入选高中《新课标》教材后,给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不小的挑战。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讲,这类作品最大的问题主要是语言问题,引入“层次教学法”,按照文学语言自身的层次规律分析语言,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朱利的族人》中自人中心的消解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的《朱利的族人》是一部探讨政权交替时期种族共存的困境的小说。通过描写特殊境遇下白人与黑人身份地位的置换和种族隔离带来的种种后果，展现了白人中心主义的消解。戈迪默以犀利的笔锋对帝国殖民主义进行了讽刺，在作品中求得艺术的真实。     

相通共融与相异互补——池莉小说影视改编之思

池莉小说改编在今天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样本作用。在审美取向上,她的小说与其改编作品之间均注重对人生经验、庸常琐事的刻画并呈现出相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特征;在创作方式上,改编作品将原著的“零度”情感变成了较为煽情的伦理化表达。从文学到影视,相融相通又相异,有得又有失,突出了影视改编对文学取长补短的作用。     

《龙须沟》与北京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

将城市的环境治理与一个国家万世太平的隐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问题联系起来,老舍的《龙须沟》可以说是开了先例。作为一种城市景观,＂龙须沟＂呈现了＂旧中国＂的残破形象,因此＂龙须沟治理＂与城市改造的文学叙述包含着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意义。此外,《龙须沟》还在＂新北京＂的城市蓝图中呈现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性,它既包含着历史记忆的档案功能,又具有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抽象寓言意义。     

在传统和现实的碰击之中——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

作为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开创者的王韬,在晚清文言小说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是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过渡的一位承上启下者,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小说作家和流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晚清文言小说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也不无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