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调解制度正当性探讨 ——由法社会学角度切入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于当事人及官府而言存在经济性,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与人际成本,该制度亦与传统政府规模相适应,并满足古代官员"无讼"的价值追求。同时,传统调解制度因其调解手段的商谈性、调解依据的社会性,较之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其特有的有效性。这种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作为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使调解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传统中国调解制度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兼顾调解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制度优势,通过借鉴这些优势再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能够完善当代调解制度。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正当性探讨--由法社会学角度切入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于当事人及官府而言存在经济性,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成本与人际成本,该制度亦与传统政府规模相适应,并满足古代官员“无讼” 的价值追求.同时,传统调解制度因其调解手段的商谈性、调解依据的社会性,较之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呈现出其特有的有效性.这种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作为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使调解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传统中国调解制度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的调解适用范围以及兼顾调解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制度优势,通过借鉴这些优势再结合当代中国现实能够完善当代调解制度.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是彝区民间纠纷的传统调解机制,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本土纠纷解决资源。在肯定彝族民间调解制度对解决纠纷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在分析彝族民间调解制度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推动彝区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更好地为彝区的繁荣稳定服务。     

清代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

"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对",最早可追溯至西周,至清朝调解制度臻于完善,通过大力的推行调解息讼,把公权力和社会力量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将民事关系的调整纳入了国家权力涵盖的范围内,使调解息讼成为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民间纠纷解决的最好方法。所以对于清朝调解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一个高度完善的缩影。     

以和为贵:民国时期基层民事纠纷中的调解

调解在中国传统纠纷解决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西方式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调解制度,但审判结案的比例迅速上升,对诉讼程序的重视不免给人以传统调解方式在纠纷解决中逐渐式微的印象。新繁县基层司法实践的情况显示出,在民国基层民事纠纷的处理之中,调解仍然重要。无论是调解的整体比例、半官方调解方式,还是公信力方面,传统的调解方式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与清代相比,传统诉讼中调解和审判完全合而为一的程序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离。在民国时期,调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逐渐脱离了法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而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外发挥着作用。     

环境行政调解的现实意蕴及其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调解能够与诉讼方式实现功能互补,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然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上的具体规定,调解程序不规范,无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这种状况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应当从立法、程序、调解机构等方面完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中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文化解析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历史悠久，在司法审判中使用范围广、影响大，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该制度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对于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和理想的表现，是礼治社会、熟人社会中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能选择，是传统“重义轻利”思想的体现，也是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     

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效地弥补了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对高效化解医患矛盾、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配合和协调运作,保证第三方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我国立法应当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为诉前程序,确立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建立对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构建第三方调解组织参与诉讼制度;遵循第三方调解合法原则、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既判力、构建以第三方调解为核心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实现第三方调解的司法化,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司法保护。     

中国调解制度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延伸及其对策

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在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化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中权利意识的苏醒、主流信仰的偏移和调解协议效力的微弱,当人们将传统调解机制遗忘并寄予诉讼来解决所有纷争时,诉讼的弊端却也开始显现出来.由此,建立ADR模式的诉前调解机制,使传统调解制度在现代法治中得以延伸就成了一种必要而可能的现实选择.     

明清调解制度及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一般分为亲邻调解、宗族调解和乡里调解三类,而乡里调解是具备"半官方"特点的一种。乡里调解最初萌芽于原始部落,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至明初《教民榜文》颁行则以法定调解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虽榜文最后被废除,但这种伴有官方权威特色的调解方式已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延用,且仍对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我国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基础研究

我国现代人民调解制度产生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而日渐成熟。另一方面,现代人民调解制度又建立在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之中,是对古代传统调解制度加以继承与改造的结果。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民调解制度:法律性质、文化成因及现代意义分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社会的诉讼外调解演化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运用说理、疏导的方式来排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制度;它体现着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和价值观念,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将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向现代性转变的成功范例;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有助于建立良好新型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     

“无讼”文化探析

“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制度是其社会基础，儒家思想是其理论基础，行政兼司法、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是其法律基础，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而古代的调解制度又为消弥诉讼提供了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制。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     

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造

对我国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改造,首先必须确定人民调解的功能,人民调解制度仅仅是诉讼外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明确了这一定位,对人民调解的改造即应着力于加强其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包括应将人民调解组织改造成专业性的民事调解法定机构,根据城乡不同情况和需求,建立城乡二元化的调解组织和制度,并建立诉讼外民事调解与法院审判的有机链接,以提升调解协议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