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一、社会学的文化维度 在中国社会现实和以美国社会学的文化学派为主的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孙本文发展了一种文化主导的社会学立场,从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开辟了一种文化的视角.孙本文将文化定义为:"文化为人类调适于环境的产物,包括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①,这一定义受到奥格本的影响,将功能与起源结合起来.孙本文认为,人类生活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从而为适应其周围的环境而不断地创造了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事物,这些事物的总和就是文化,文化发挥着使人类得以调适于环境的功能,也正是为了调适于环境,文化才得以产生.     

城市化与贵州农村社会变迁

在贵州农村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 ,有诸多源于自身的障碍。其封闭的环境、落后的教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严重制约了贵州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 ,将城市化和贵州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研究相结合 ,通过城市化及相关影响因子的引入 ,加速贵州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 ,探索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社会组织介入民族传统文化调适的功能研究——以青藏高原民族为例

在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尤其是青藏铁路修建通车,推动了青藏高原多民族内部民族文化交流,以及青藏高原各民族和高原以外民族文化交流。针对青藏高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调适出现的复杂性、多样化特征,各种社会组织介入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现代调适应该发挥:价值导向功能、物质文化整合功能、非物质文化调节功能。     

论文化背景与词汇文化内涵之关系

本文所讲的文化背景是指词汇文化内涵赖以产生的最基础的文化要素,或者说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物质环境和心智环境.其中物质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自身,心智环境包括人性和认知.笔者即从这四个方面探讨词汇文化内涵产生的原因.     

论公共关系与中国文化环境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现代公关的要求不相适应。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经济和人性的发展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作为一套价值体系,儒家伦理事实上已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公关意识是一种开放性的、行动化的积极意识,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和商业化这两个层面上,“民主参与”与“商业竞争”是公关的两个重心、两大基础。中国目前要努力强化“公民”、“公仆”、“公德”、“公众”、“公平”、“公开”六种文化意识,改造旧有的文化环境,使之适应现代公关发展的需要。     

社会变迁中的土家语命运

从历史和现实看,土家族社会有一个由土家语单语社会向土家语汉语双语社会,再到土家语逐渐被汉语取代而使用人群和使用区域逐渐缩小以至于濒危化的历史过程。造成现代土家语濒危化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教育、劳动力外流、市场交易、城市化与现代传媒等现代性因素。不论放弃还是保留土家民族语,都是土家族面对生活环境变化的一种文化适应。     

论社会变迁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演进

分析当前现状可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受到了社会转型的影响,而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使得民族声乐艺术自身的演进进程面临诸多挑战,不仅使其在演进方式的选择方面面临困难,更令其难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因此,发展民族声乐艺术,应当从当前社会背景出发,在充分考虑社会变迁因素的前提下,寻找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规律,确定符合社会变迁特性的总体发展路径,通过弘扬民族声乐艺术中人的因素,突出民族声乐艺术的人性一面,并将其引领入各民族音乐文化中更具有内在层次的、更为追求人性心灵意蕴的表达的境界,同时也应当遵循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演进逻辑。     

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以现代精神传统为中心的考察

精神传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系社会正常运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一国社会中体现为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一股支撑社会的力量。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本来作为精神传统的外在彰显,在古代社会中是高度统合的。然而,自近代"五四"运动以来却遭到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政党伦理的挑战,这导致了现代精神传统偶发性的中断与紊乱。现代精神传统面临着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困境,这给型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对于其自身也构成颠覆性的威胁。虽然在现代中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其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危机与希望并存,现代中国新文明正可肇基于此。     

清代北疆人口迁移与区域社会变迁

自清代统一新疆以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内地人口大规模、持续性地迁移至新疆天山北路。他们大多是官方组织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以及区域内的人口迁移,对此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经济上,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新疆天山北路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内地人口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土地被大量开发,作物种植多样化;内地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则直接促进了新疆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北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农业经济、游牧经济等多元经济并存的发展态势。随着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北疆的城镇渐次兴起,其规模由"屯城"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其原有的军事战略功能也渐渐退为其次,商业贸易功能日渐凸显。文化上,内地的文化资源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北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文化在交流中不断调适,互相借鉴,和平共处,并衍生出新型的多元文化类型。北疆区域内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劳动、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奠定了近代乃至今天新疆社会的基本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论法家的文化模式

法家的文化模式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主张用法来文化人性,构造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它缔造了秦帝国,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物态结构与制度结构,确立了中国文化农业经济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的两大传统。但法家模式也存在着从对人性的约束与规范发展到对人性的捆绑与伤害等致命缺陷。     

论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市民社会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市民社会的理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讨论、探索,马克思对市社会的理论作了经典性的概括。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批判是理论完善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不能没有文化批判。现代性就是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论大学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丰富多彩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频临消失和灭绝。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和保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条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论原始社会中的精神生产

原始社会精神生产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初级形式,其有着与文明时代精神生产不同的特点,即与人们的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并泛化在原始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文化所面临的现实危机来看,原始社会精神生产的内核应该是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略论“天人互动和谐”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

"天人互动和谐"三个层面的现代含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互动性,充分认识人-技术-生物圈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天人互动和谐"的基本要求;中国现代化蓝图从根本上体现了"天人互动和谐"的现代理念,本质上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与"天人互动和谐"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把握"天人互动和谐"的实践观,将尊重自然与人类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现代化和谐建设与实现提供丰富的资源基础与保障.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文化史观之比较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是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立足全人类,以文化为主题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别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史观。他们在文化主体、文化走向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各自深刻的内涵开拓了历史哲学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梁漱溟文化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深入比较,以期寻找他们在此问题的共通性。     

人性博弈场景中的客家文化精神探求——论谭元亨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的价值底蕴

人性探讨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历久弥新、普遍关注的话题,客家学学者谭元亨教授的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的审美意蕴中也不乏对此体现。然而小说并非是宽泛的就人性而描述人性,而是通过对当代社会历史环境的观照,通过对知识分子品格的认识,讲述人物间矛盾纠葛,表现客家人善良美好人性与社会上卑鄙丑恶人性的博弈场景,进而表现出客家文化优良的精神品质。作品探索人性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客家山乡纯朴清新的风俗景物、圣洁传说与山外当代追逐物质利益的污浊社会风气形成鲜明比照,从侧面凸显美好人性可贵之处,深刻独到地挖掘了对于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客家文化的优良精神品质。     

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海峡西岸经济区和谐建设

人文精神的状况是判断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是否和谐的标准。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环境,塑造人文精神,实现人文精神的升华是必然要求。本文拟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当前的现实状况出发,来阐述人文精神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和谐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其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和谐建设中的建构策略。     

市场化与乡土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市场化的进程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和丰富,却让整个社会与人都陷入了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疏离感如同流行病一样蔓延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悲剧＂正在上演。究其原因是市场化带来了乡土礼俗文化的变迁与凋敝,而解决社会文化失调、价值取向偏差的途径就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另类人生的诗意彰显——《孽子》的空间美学与现代性回望

《孽子》的家园放逐与情感失落再现了当代社会多维度空间的体验渴求,现代性回望的文学空间彰显出温情的古典美学面容和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历家园失落与情感失落的双度空间放逐过程,并以主人公李青的空间经历为线索、以家园的找寻为基点,生发出了丰富的文学空间和美学空间,实现了以情为本的人文回归。在近代小说史上,中国传统带有空间体验性质的审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所遮蔽,而《孽子》却勾连、呼应了此种空间美学,以现代性回望的姿态再现了文学和边缘群体的悲悯情怀与文化乡愁。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

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境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原始森林,有“天然公园”之美称。而这些原始森林能得以保存却得力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尽管现代社会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性法律法规,但从保持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人类社会的人本性以及人的意识无限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看,充满现代元素的国家制定法无法完全达到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习惯法却能发挥功效,这亦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