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中外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立法与政治是有联系的;立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司法则不同,司法是从大前提(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和小前提(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性的.     

后金政权创建法律的政治作用探析

满族后金时期,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对于当时的后金政权在政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后金政权的南移,地缘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关系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后金政权创建的法律又表现出不适应的消极政治作用。比如在立法上,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性、不公正性、使后金政权受到威胁和被动的局面。     

政治法律调控的共同体基础及其实现机制

人类生活长期依赖政治的主导,法律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依赖性,政治习惯于主控一切.随着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分化,这种政治主控成为有悖于共同体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基于个人权利,还是基于社会共同利益,都要求对政治过程进行理性化和程序化控制.在这一思想进路中,法律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生发出法律政治控制和政治法律控制的博弈.政治依托于权力,这决定了政治主控的路径和方法;法律依托于个人和共同体的二元互动,个体的共同体基础构成法律的基础和调控政治的依据,并要求具有参与和博弈的社会实现机制.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卡尔·施米特:政治、敌人与人性

很多国内的学者把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界定为政治神学.本文主要从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一书出发,通过阐释他的“敌人”与“人性”这两个核心概念,提出一种与国内学界的解读不同、但或许更为恰当的理解角度.本文的结论是,施米特对政治的理解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与近代人权学说

近代人权学说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产物。西方传统社会存在的契约型的社会关系及契约社会中个人的成长,中世纪政权与教权的分化、多元化的权力体系以及权利斗争传统,是人权学说形成的社会历史渊源。斯多葛派和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和罗马法中形成的权利概念,构成人权学说的思想来源。     

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事实关系

乍看起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法律面前处于一种完全消极的地位:它必须通过法律的裁剪、规范、加工,才可能进入司法结论.这也正是当前既有相关理论的一般认识.然而,如果深入考察作为司法活动前提的立法之本质就会发现,法律对事实的支配作用其实并不限于“加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事实的创设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剖析非典型案例的判决过程并对其影响作一种长距离的考察,则将发现事实有时又会反向催变法律.从理论上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这种双向关系,既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司法过程,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之治)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一经典命题,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法治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地方性两者间的困境.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并存的两种社会现象,法律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在有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以来,法和政治就与国家紧紧相随。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法律和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上层建筑的视野中,法律和政治都以国     

法律监督:政治制度还是司法制度

法律监督所体现的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的政治需要,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检察制度具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双重属性.法律监督成为中国检察制度的核心,是由中国检察制度的政治 地位所决定的.司法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并为政治制度服务.中国检察制度的司法属性要以有利于政治属性的确立和发展为目标,但司法制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不能被否认或轻视,更不能以法律监督来破坏司法和诉讼的规律.     

中国法学发展之路论纲

中国法学界讨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开展所谓"部门法哲学"研究也是不可取的.只有立足于解决现实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分析或者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法学才能够健康发展.也只有这样,"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将来才有可能诞生.     

论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政治发展——从政治文化维度的探讨CSSCI

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制约。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发展,而守旧落后的政治文化则阻碍政治发展。"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和北约盟军一道出兵阿富汗,暂时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尽管阿富汗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民主政府,但却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家。本文探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文化的维度分析阻碍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原因。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观是以暴力冲突为特征的,通过强制力来整合政治冲突是政治系统的主要表现形态;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观则是以非暴力方式整合政治冲突为主要特征,运用软力量整合政治体系的矛盾是其主要表现形态.因此,传统政治不承认政治冲突的合法性,而现代政治则承认政治冲突的合法性.两者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政治冲突,是否承认政治冲突的制度化具有合理性.     

论公平正义的观念和现实

公平正义观念永存于每个人心中,关系到人的精神满足和幸福.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公平正义应该是政治追求的首要价值,这是相对于政治的其他价值比较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美是艺术的首要价值而言的.公平正义要以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社会政治状况和人们的政治地位的改变作用于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见解,能够改变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思维逻辑.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在立法活动中,公平正义的基础往往不容易把握.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公平正义问题都立法,立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片面的政治原则论或效率优先论,认为政治可以超越法律、效率可以超越公平;二是法治万能论,认为有了健全的法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路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性质决定了她首先要改变农村旧的传统生产关系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改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土地改革的成功激发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为新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乡村政权的重建实现了国家政权基础的再造;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塑造了新型国家—农民关系。新国家成功地把农民培训成革命需要的“政治人”,从而完成了解放初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