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兼听则明

魏征是曾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一面镜子”的重要谏臣。当他觉察到李世民偏听奸人之言,欲加害于他时,仍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唐太宗提出批评。他说,我不愿作百事顺从的忠臣,但愿做个直言的良臣。李世民问魏征;“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征答:臣子进谏正确,君主采纳,政治修明,天下太平,臣子落得美名,君主也获得光辉的声誉,这样的臣子     

唐太宗施政要略简论

(一) 用人,乃唐太宗施政要略中之极重要者。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唐太宗在用人上,坚持了“用人唯贤”的正派路线。 李世民早年就非常注重结交贤能之士。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因此,所谓“群盗大侠”,莫不愿为他效死力。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日,“有器干,倜傥多权略”的刘文静,正被囚禁于太原郡狱中,李世民“以文静可以谋议,入禁所视之。”两人便在狱中策划举兵反隋大计。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六一七年)九月,李世民进军河东,“收纳英俊,以备僚列。”房玄龄、李靖等,都于是年被罗致其麾下。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苏世长、薛收、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值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李世民公事之余,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常常到深夜才罢。李世民又命阎立本这十八个画像,命褚亮为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昭陵——唐代文物遗存的一座宝库

首开我国唐代“以山为陵”制度的昭陵,始建于公元636年(贞观十年),它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王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这座山陵建筑在当时的唐都长安(今西安市)西北约八十余公里的九山上。山巍屹,极为壮观,这就是李世民所以舍弃“掘土为圹”而在生前亲自选择身后长眠山陵的主要原因。 昭陵是关中唐十八陵中最有代表性的     

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

(一)引论“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而言,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在我国古籍中,往往有“隐士”的记载,似乎“隐士”的存在是十分古老的.据皇甫谧《高士传序》云:有“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后汉书·逸民传·序》也说,舜时有隐逸之北人无择.孔子生活的时代,据说还有他崇敬的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及仪封人、狂楚接舆等隐士.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隐士”呢?今天看来,除战国时期已有隐士阶层的初步形成期的萌芽型隐士之外,春秋时期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隐士”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夏、商、周三代不存在官僚制度,也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这时的官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宗法制度而确定的,一经确定,各级官位都是世代相袭的.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根本不存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和不愿意为官作吏的情况存在,从而就决不会有隐居不仕的隐士产生的土壤.     

宋代妈祖信仰起源探究

一妈祖的身世,宋代有关史料的记载很简略,说系福建路兴化军湄洲屿姓林的一位女子,“世传通灵神女也……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殁,众为立庙于本屿。”有宋一代,她有姓无名,连其生卒年月、亲属关系以及何时被立庙奉祀,均无从稽考。后经元、明、清等朝,由各种记载的不断补充,原来都不大清楚的这一人物,直到清代便增添得较为完整了。如元、明的古籍记载中。开始有其生卒年月的不同说法;在元代提出是都     

长孙皇后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她的先祖皆为北魏、北周大臣,父亲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由于她生长在世代宦门之家,而且又刻苦好学,使她得以成为封建社会中有教养的女子。她不仅是位贤妻良母,更是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所以她死后,李世民悲痛地说:“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194)这是对她最恰当的评价。历代封建史学家也都对她赞颂备至,司马光说她“常与上(李世民)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此论甚有见地。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

<正> 对唐初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历来多有评论。近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我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一、李世民与李建成间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起源刍议

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 ;一是自下而上的“言谏制度”。它与国家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先秦时期 ,虽然在官职的设置上、制度的设计上和具体的实践中 ,已经有了丰富的监察和谏诤活动的史料记载 ,但正式的制度化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形成。先秦时期只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形成的萌芽期 ,而正是以此为源泉 ,秦汉时期才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立的监察制度     

水浒气与诚信

随便乱翻书，发现《贞观政要》有《论诚信》一章。现在可谓诚信热，从高考的作文题到报上的新闻、评论，加上２００１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发言，都涉及诚信问题。于是把这本摆在书架上多年的书看了一遍。《论诚信》头一段就很有意思。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朝廷去除佞人。唐太宗李世民问他：“谁是佞人呢？”那人回答：“臣在民间，不知谁奸佞。陛下可以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怕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迎合的，就是佞人。”李世民对封德彝说：“流水是清是浑，决定于源头。国君好比源头，百姓像流水。国君自…     

“日新德业”：杨慎学行的儒家根柢纵论

在大礼议中,杨慎谨守“程颐、朱熹之说”,冒死进谏,其壮行不仅出于对程朱学理的认可,还关乎儒家“君子”“气节”话语,更富于儒家“得君行道”的政治文化意涵。在三十余载的滇云贬戍生涯中,杨慎的身份认同由朝中大夫转变为地方儒士,从解除地方叛乱到为民请命,从记录民瘼到阐扬儒家文化,杨慎多渠道践行着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综观杨慎一生学行,无论是在朝持道抗节,还是在野弘道担纲,皆根源于思想上对儒学的深切认同,切实践履着“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的自我期许。     

情兼牧歌史唱 志含谏章颂曲——初盛唐上层官僚的边塞诗作浅析

初盛唐在朝显宦所作边塞诗虽多奉制之作，但仍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如杜审言、张说、贾至等人的边塞诗表现了烽烟散尽后社会的繁荣，也反思了历史烟云变幻，歌颂了国家进步的民族政策。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读《鲁共公择言》有感

《鲁共公择言》一文记载战国时期,梁王魏婴沉湎于酒、味、色、乐。有一次,梁王在范台请诸侯喝酒,梁王请鲁共公举杯。鲁共公起立,避席言道,昔者夏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分别戒除迷恋旨酒、美味、好色、玩乐,认为“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听后,连声称赞道:“好极!好极!” 鲁共公的进谏,虽然出自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他敢于面对梁王批评其纸醉金迷的     

“时时”解诂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它出自《战国策·齐策》,目前大学、中学语文教材均选有此篇,但是对其中一个词,历来未有确解,今特申述之。文章写到邹忌进谏之后,接着一段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其中“时时而间进”一句中的“时时”,历来注家大多未作注解,盖以常义对待。而作注者,又望文生训,以今义误解古义。如目前电大所用的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时时、经常、往往。间(jiàn)间断、间或。”这样一来,“时时而间进”就成了“经常地间或进谏”,岂非前后矛盾。其实,“时     

略论西周的选士制度

西周选士制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较完备的选举形式,在选举制度的沿革史上有开拓先河的地位。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西周社会的历史状况。 一、西周初的“尚贤”观念和选士概况 “选贤任能”是西周以前就比较盛行的观念。相传在尧舜时代,就有“四岳”荐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选举传统。据《尚书·立政》记载:商汤以夏代“三宅”法为基础,     

"门庭"释义考辨

<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门庭",今一般解作"门前"或"门前和庭院".周掌胜则认为,"门庭"应是"朝廷"的意思.[1]笔者试对此说略陈浅见. 周文指出:"门庭"当为"宫门里的庭院","是大臣参拜君王的处所,故可将其概括为朝廷."又言,诸侯宫殿的库门与雉门之间有块宽阔空地,"它是群臣朝见君主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朝廷".这样简单推论,失之草率.西周诸侯的宫廷是三门三朝制,三朝即外朝、正朝(治朝)、内朝(燕朝).诸侯上朝、议政理事之处在正朝,即治朝.<周礼·天官·大宰>:"大宰,王眡(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郑玄注:"此王日视朝事于路门外之位."这种格局到战国则发生了变化,国君议事朝会地点开始由正朝(治朝)移至内朝(燕朝),各诸侯周已普遍路寝听政.[2](P977)其时,原属内朝、路寝中君王居处燕息、聚议家事、祭祀婚庆的宫室庭堂,兼做了诸侯听政议事之所.古代的"堂"是建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的.<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礼记·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时有"堂上"、"堂下"、"升堂"之言,不乏君王在堂上办公议事、宴饮娱乐等公私兼顾的记载.例如: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枢密院始于晚唐

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辞海》“枢密院”条曰“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称,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置。”(缩印本第1274页)此处将后梁的崇政院作为枢密院之发端,实误。据晚唐人裴光庭《东观奏记》卷中,宣宗“尝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语林》卷1也有相同记载,可知至迟在唐宣宗朝已设立了枢密院。至     

宋朝的“和买”演变为赋税的历史过程

在宋朝的官私文献中有关“和买”的记载是很多的,特别是从北宋中期以后,这类记载就更多。因此,凡是谈及宋朝赋税制度的论著,总要提到它。这说明“和买”在宋史的研究中,确实占有一席地位,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但是,一些专家们只是从“和买”的终极结果上去做静态分析,似乎宋朝的“和买”从来就是一项横征暴敛的税收;另一些专家虽然     

《春香传》是一枝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娇艳之花

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在漫长的睦邻友好的历史长河中,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极为密切.据《三国史记》记载,在唐文宗时新罗就曾经派遣上百人到唐朝留学.这些人学成后归国,无疑对中朝文化的相互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春香传》这部朝鲜古典名著、朝鲜民间文学的杰作就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