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谫论

“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从"五四"女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入手,客观辩证地考察她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努力寻觅探析基督教文化对她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     

五四新文学与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并未像日本文坛那样形成典型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中国文学环境的独特性使自然主义经过改良后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的载体。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自然主义,是试图用自然主义来克服写实主义"不忠实描写"的弊病,将它的某些法则加以改造而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论五四女性作家群

伴随着五四"人的觉醒",五四女性作家群亦浮出地表,并构成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女性文学"是以女性作家为主体,在五四思想启蒙、人的解放大潮之下,将五四精神和女性独特话语融为一体,在现代文化环境中建构的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生存境域,同时又拥有女性作家自己的话语范式和实践文本。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五四文学虽力求通过理性的觉醒促进情感的解放,但由于作为逻辑前提的理性缺乏足够的文化力量,结果造成了作家主体与形象客体之间精神意向上的尖锐矛盾,以及作家主体理性精神的内在分裂。五四文学始终未能从情感的迷乱中走出来,而且其情感主要表现为实体性的伦理政治情感,其主人公往往是缺乏创造生活勇气的"被动者"形象。这一切最终引发了对自我主体的怀疑乃至对理性信念的否定。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中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道教文化与唐代茶诗

道教文化对唐代茶诗的影响是李白发其端，皎然为中继，到卢仝达到了顶峰，其间是道教文化所强调的服食作用被逐渐放大的过程。道教的丹道通过对茶道的影响也渗透到唐代茶诗的创作过程中，它对唐代茶诗的取材和造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卢仝之后，道教文化对茶诗创作的影响逐渐减弱，这是道教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都市文化与当代欲望化写作

本文对都市文化与当代欲望化写作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