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末世补天者与乱世佳人——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异同探源

王熙凤和斯佳丽分别是《红楼梦》和《飘》中两位个性遭遇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二者具有同样觉醒的女性意识,同样传统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才干,但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美国南方的贵族小姐斯佳丽生逢其时,成为在旧废墟上建立新生活的女英雄和新旧社会交替中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弄潮儿,而中国南方的贵族少妇却因生逢末世,虽妄图补天却无力回天,成为将倾大厦的末世补天者和殉葬品。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一曲充满矛盾对立的挽歌——浅评美国著名小说《飘》

美国20世纪的南方文学异彩纷呈,引人注目。其中文学名著《飘》以它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南北战争与曾经主宰这一文明的人们的无法逆转的悲剧命运。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转换,为人的转变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可能。作者透过人物之间和人物内心的激烈冲突体现出来的主题意识颇值得深入研究。     

生态伦理视野中的消费文明探索

从生态伦理视角来探索当代消费文明,以反映主客体交互文明为主要立足点,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那么其内涵应包括：传统消费观念与生态伦理理念相融合形成新的消费观,消费实践与生态生活的联系促成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文明化。由此,要推进生态消费文明建设,从消费主体来说,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从消费对象来说,应优化消费结构;从消费方式看,应引导生态化的消费方式。     

十八世纪西欧思想家对商业文明的辩护与批判

十八世纪的众多西欧思想家面对渐渐兴起的商业文明展开了一场辩护与批判之争.辩护者更多地看到了商业文明带来的富裕、自由以及风俗的改良,批判者则更多地关注商业文明带来的奢侈、自私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由的丧失.斯密从分工的视角,对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和提升,对商业文明给予了系统而辩证的分析.     

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对儒家文明现代意义的研究,需要廓清对儒家文明的种种误读,理性、科学地甄定儒家文明的历史性地位和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主流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禀赋和文明优势。20世纪的一百年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得到空前爆发的一百年,在这百年激变中,儒家文明丢弃了许多旧的东西,接纳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儒家文明长期凝练的文明内核与文明精髓没有丢失,反而在历次救亡图存中得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家文明是表明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干文明符号,儒家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新的辉煌发展期。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一种新文明观的实践创造。重思文明标准问题,恰是源于自视为文明标准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了问题。对文明标准的探讨与对人类早期文明尤其是早期国家的认识有关,同时还要面对“文明悖论”探求人类文明发展之道。基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即从文化来理解文明,提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文明标准,即从共同体来理解文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或文明理论,既要着重融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同时也要符合人类前沿科学认知。     

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

中国远古时代较为清晰的血缘关系发生于新石器时代,至文明前夜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家族体系。家族成为原始聚落中基本的社会单元与经济单位。社会分工与生产分工的家族性以及贫富分化的家族性是中国原始家族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早期文明萌发的重要基因源,由此而形成的家族间的差异以及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统治与拥有则构成了最早的社会政治关系,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道路。     

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最重要的跨行政经济区域.改革开放30年来,其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但其生态安全却不容乐观,已步入生态环境恶化的高风险时期.由此,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必须进行生态文明转向.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失灵与困顿的诸多因素,提出包含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前提.     

文明的和谐--兼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东方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明屋脊上 ,也曾有过落日的凄凉。代之而起的西方文明 ,在与东方文明和大自然的较量中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工业文明时代如日中天。然而 ,固有的征服欲和对抗情结 ,使得西方文明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文明巅峰的同时 ,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明困境。西方的太阳眼看就要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千年伊始 ,文明正在面临着由工业文明到和谐文明的型式转换。通过打通东西方文明的互补管道 ,和谐文明的太阳有望再度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之光 ,即将烛照大地。只有既熏染人类一颗海纳百川的博爱之心 ,又赋予人类一双威力无比的真理之手 ,实现以东方文明为主导的东西方文明的千年“牵手” ,才能共同打造出世界和谐文明高地。反观渺渺文明史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 ,也曾经有过和谐的内需。从文明发展大势看 ,和谐将是二者关系的主流 ,冲突则是和谐大势下的冲突。和谐是金 ,冲突必自焚 ,和谐则双赢。亨廷顿从文明达尔文主义出发虚拟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逆文明潮流而动 ,在实践上则十分有害。     

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新视域

近现代以来,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形态、文明的批判、文明的轴心期以及文明的冲突,在为人们勾勒东西方文明图景、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特点与规律的同时,也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构建起文明论的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实践理论内蕴文明实践的转型、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三大价值需求,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它启示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文明城市应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文明城市的基本特点有三: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正在自觉实践、自觉追求的城市范式,是以科学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引导当代中国走向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是对未来中国城市美好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     

关于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生态文明是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人类文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的产生体现了批判性与继承性的统一;同时在社会文明系统中,生态文明既独立于其他文明形态又依附于其他文明形态,是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统一;生态文明的发展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体现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四重蕴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指向,涉及民族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领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总体性反思,是对东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旧有文明形态的一种扬弃与超越,能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提供积极启示和路径参考。中华民族文明复兴、亚洲文明高地再创、社会主义文明复合和世界文明秩序重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四重蕴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综合性创造,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公共主义的文明观指引,具有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厚蕴涵。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依据、发展历程和文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为把握社会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供了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认识,促使其重心由社会客体文明建设转向社会主体文明提升。面向新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应以文化建设为路径,着力抓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群众性文明工程创建,重视网络文明建设等四方面工作,扎实推进文化成果和精神文明财富的客体主体化进程,促进人的文明与人的现代化,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欧洲文明的古典渊源：文明互动的一个案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古典传统长期存在,并对新生的欧洲文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有：罗马法为欧洲政治文明的框架构建提供了重要元素;古代文化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素材宝库和创新力源泉;古希腊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保存推动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等等。通过对古典文明要素的吸收、采纳和创新,欧洲文明不断进行着自我塑造,最终形成独特的现代文明道路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古典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属于文明互动的一种特殊类型,即同一地区先在文明与后来文明的单向度、历时性互动。关注不同文明互动类型对于拓宽学界关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视野有一定参考价值。     

海洋文明的历史类型--兼论欧洲文明不等于海洋文明

“文明”一词有作形容词用和作名词用两种不同的语法涵义,海洋文明属于后一种语法性质的词汇,其基本语义是指以海洋为质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是人类海洋实践活动的历史凝结。习惯思想中的“海洋文明———欧洲文明———先进文明”模式,是用主观随意的价值评价代替了对海洋文明的客观描述。海洋文明不等于欧洲文明,更不等于先进的文明。从海洋文明的性质和历史特点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从而进一步把握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     

新经济与新文明

以知识创新为生产力发展主要动力的新经济 ,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冲突与对抗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我分裂。以新经济为基础的新文明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而且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 ;新文明消解了工业文明中人类理性在工具性维度与价值性维度上的对抗 ,使价值理性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并统摄工具理性敞向未来 ,实现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新文明对以资本为纽带的工业文明的辩证超越。这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性历史选择     

胡塞尔现象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自人类历史进入十三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强势文明,“世纪精神”选择了欧洲(黑格尔语)。资本主义的扩张使这一文明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自由、民主、理性、科学,这些西方文明的特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概念,然而斗转星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物质文明高度膨胀的同时,西方文明渐露疲态,文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日益显露。     

大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走向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明或大文明,它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大文明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多样性、协同性、历史性等特征。大文明范畴的提出,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提出大文明有利于确立一种新的科学的文明观,同时为我们创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明学提供了可能。建设大文明,对缓解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