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代际流动性对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NS微观调研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及其传递机制,以及收入、教育资源和社会阶层分布的不平等性。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经历了逐步扩大到趋于平稳的过程,而同期代际流动性则经历了先波动后提高的过程。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地位影响可以解释代际收入弹性的30%左右。教育公平为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机会公平性的不断改善,代际流动性也将不断提高,将进一步减小个体差异性,缩小收入差距,使中国社会走向机会公平、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收入流动性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结构与流动趋势,研究发现:总体上居民收入流动性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均是先上升后下降,这与我国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走向趋同。农村居民脱离贫困的概率大于城市同期,但农村居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与收入水平的波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变量误差模型下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一个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经济公正程度，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主要由代际收入弹性来度量。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主流方法都是建立在变量误差模型基础上的。随着新数据集的使用，研究者对收入动态方程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推动了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反过来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促进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一致性估计。     

上海城市居民收入的流动性分析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从个人收入和代际收入两个方面分析了上海城市居民收入的流动性,藉此提出了上海城市居民收入呈现较强流动性等基本结论和应创造公平有序的职业竞争环境等政策含义。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扩大了吗

引致健康不平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建立在追踪调查样本上的集中系数,对1990-2006年间与收入相关健康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1）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且累积效应不断深化,初始收入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2）居民平均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穷人的健康变动度大于富人,农村的健康不平等大于城市;（3）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带来了健康不平等上升,而城市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收入不平等扩大对健康不平等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因此,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健康差距,是缓解健康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子女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生育偏好和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异构造工具变量,实证分析子女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抑制家庭收入的提升,生育二胎导致家庭收入平均下降20.8%。此外,这种负向影响还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农村家庭生育二胎使得家庭收入显著下降8.8%,而城镇家庭收入则下降21.2%。进一步地,区分是否三代同住以及母亲职业类型家庭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非三代同住家庭、母亲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任领导职务或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的家庭中,子女数量对家庭收入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分析结论凸显了宏观层面人口结构调整和居民收入提升以及微观层面生育决策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双重权衡。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依据“从旅游中进去,从民生中出来”的研究思路,在构建概念模型基础上,运用1989-2009年张家界统计数据,利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森指数、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指数、消费差距比指数和旅游服务密度指数6个指标,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的整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张家界城乡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旅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比农村高0．05;（2）张家界旅游开发带动民生福利改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速度既落后于城镇居民,也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3）随着旅游服务密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比和消费差距大体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