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贡献度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对衡量通货膨胀对贫困影响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维度影响程度的新方法,并具备推广到更多贫困维度的特性.该方法以具有加法可分性的R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Sharply方法对贫困改善的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根据2004～2010年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对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贡献度,较为精确地测度了通货膨胀对贫困群体的具体影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又扩大的过程.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要一方面.目前,学术界已有相当多关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我国收入分配的理论性的文章,但是实证性的文章较少.本文尝试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方法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分城镇和农村进行密度分布,并对经典的核密度估计进行了拓展--在核密度估计中使用一个人口比例的加权求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求和.通过核密度估计的收入分布图就可以直观地观察各时期收入分布水平的变化和整个分布形态.     

农村住户调查工作的探讨

农村住户调查是一项综合性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是通过对农民家庭的生产、收入、消费、积累和社会活动情况的调查，全面反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实现小康和摆脱贫困的进程进行监测，为各级政府制定农村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也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础数据。经过多年的实践，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方法、制度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但在调查实施过程中，仍发现存在着一些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为此，撰写此文与同仁共同探讨。     

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专题实证研究——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给出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的相对收入分布方法。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微观居民收入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对应;经济增长因素是引起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在提高总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收入分配因素对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作用相对较弱,但有一定的减贫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中国养老金体系待遇充足性的多维度评估

养老金制度的首要目标是防止老年贫困和实现一定水平的收入替代,从而养老金的“待遇充足”至关重要。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养老金充足性的多维度评估思路,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了中国养老金体系待遇充足性的三维度、六指标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以及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提供的微观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发现我国养老金体系在收入水平、防止贫困和性别差异三个维度上的表现并不理想,各地区养老金充足性在不同时间上存在差异。进而提出我国应在不同层次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强化收入替代功能、防止老年贫困和缩小性别差异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摘　　要: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     

多维视角下农村居民家庭的贫困测度

文章根据AF“双界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在山东省费县进行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与发展调查得到的小型微观数据,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分解.得到以下结论:家庭多维贫困分解结果与单维贫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这与家庭自身特征及家庭成员特征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居民家庭的资产状况,而生活水准仍有待于提高;教育、收入仍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卫生设施、饮用水以及慢性疾病的贫困问题仍不能忽视.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收入流动性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结构与流动趋势,研究发现:总体上居民收入流动性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均是先上升后下降,这与我国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走向趋同。农村居民脱离贫困的概率大于城市同期,但农村居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与收入水平的波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2001-2009年

近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然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收入是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利用趋同检验、核密度估计以及转移矩阵等方法刻画了我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富裕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从而导致省际农村收入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但不同省份的相对收入状况的变动却有所不同。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演变及其原因解析——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技术,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定量考察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等因素对城镇家庭收入差异及其演变的贡献。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群体并没有均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家庭收入差异是＂回报效应＂和＂变量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两种效应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就业性质的差异助长了城镇家庭收入差距;不同收入群体间自身素质的差异是影响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年龄、性别及家庭规模等因素影响力不容忽视。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 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年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技能"和"缺乏农业技术与资金"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力较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但对国家实施的三农政策比较满意;"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对农村居民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贫富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效率的主要风险;"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构建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     

中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演进特征分析

运用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基于我国1990~2010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及其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就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演进特征来看,收入分布呈现出双峰分布,两峰的峰度值在不断减小,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人群的集中趋势逐渐减弱;从代表性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收入分布密度曲线从单峰向双峰演进,总体上各个省的低收入人群聚集度在逐渐减小,低收入者在不断地向中高收入阶层跃进;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我国区域间的农村居民收入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中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得到明显扩大。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入手，在理论层面展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讨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依据设定收入上下限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界定实际生活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当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应当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下四分位数，而收入上限则应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上四分位数。从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特征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合理范围应当在50%以上且不宜过高。参考部分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验证，当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结构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致保持在60%左右，并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的规模比例接近3∶6∶1。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中国在打造合理分配格局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尚不足40%。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水平低”,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