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门的向氏弟子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与宋代的开封向氏一族有深挚的交谊，向氏的很多子弟都是胡安国的学生，他们为湖湘学派的莫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安国隐居衡山时期的弟子们

湖湘学派是宋室南渡之后的理学第一大宗,作为开创者的闽人胡安国长期在湘潭和衡山地区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他们都为湖湘学派的奠立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湖湘学派与佛教

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令人关注且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为个案 ,考述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 ,了解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的一般情况     

湖湘文化与曾国藩军事思想的文化底蕴

湖湘文化具有推崇理学、注重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文化特色,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影响非常深远.这表现在他在治军上坚持以"礼"治军;在战争策略上贯彻"灵活多变,择善而从","以主待客,正奇互用";在人的因素上,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湖湘文化及其特征与历史定位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以传统理学心性之道和践履思想、乡土情节为内核,讲求经世致用,以区域意识和乡贤崇拜来延续自己的传统,不断强化区域象征话语体系,构建起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湖湘文化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异军突起,堪称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学术史上一大奇观。尽管也有落后、僵滞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至今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仍有重要价值。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经世致用之所以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 ,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 ,即使在汉学盛行时 ,也未中断 ;二是在近代中国提倡最早 ;三是有理论、有纲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的学派有三个 :一是以陶澍、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二是以魏源、王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 ,三是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因素     

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

本文的要旨是阐述清初经世学派勤奋读书、博学多识、实事求是、贵于创新、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及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作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借鉴。     

湖湘学派与楚文化传统的冲突

理学湖湘学派与楚文化传统的冲突 ,实际上是日神式的中庸之道与酒神式的沉醉痴迷两种文化精神的对立。具体表现为价值观念上自我的个性化与非个性化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 ,则是由于北方一神崇拜与南方多神崇拜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从胡雪岩到柯帕乌、温赖特钱商家族--《胡雪岩全传》与世界文学名著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

台湾作家高阳以《胡雪岩全传》塑造了晚清时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艺术形象 ,这是对长期以来在轻视以致排挤中艰难生存与迂回的中国工商的艺术化的总结与反映 ,并且显示了中国商人的传统特色与性格力量。这不仅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行列中补偿了较少工商人物的缺陷 ,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独到与深刻的意义     

也评胡林翼抚鄂

胡林翼在清王朝与太平军的激烈对垒中“抚鄂”7年。他具有战略眼光,注重治军选将,讲求战术,从而夺回武汉,经营湖北,作为进攻长江下游的基础。但由于传统官僚体制和士绅阶层的整体性腐败,胡氏治军、理财、用人行政无不困难重重,收效甚微,也曾遭到主张“惠商”、“恤民”、“慎重人命”的彭崧毓等人的暗中批评。     

论郭象哲学思想的扬弃问题

郭象以“独化玄冥”为命题建构了庞杂的唯心主义体系 ,作为魏晋时期的特殊哲学家 ,他的唯心主义杂质及错误的社会观应予摈弃 ,而其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必须肯定。郭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原因

中统元年到五年,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进行了长达4年的战争,从战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看,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忽必烈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使他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加上他的政治智慧,能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终于战胜了对手,蒙古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证明,谁代表先进生产方式,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试论刘向著述的思想倾向

刘向既是一个儒生 ,又是一个学者和实际政治的参与者 ,他生活在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西汉末期。其思想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在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 ;二是儒家思想涵摄下的各家思想。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既力图用儒家思想统一全社会思想意识 ,又残留着许多先秦诸子思想的比较复杂的面貌     

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宣传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实践的认识论和辩证的方法论、强烈的爱国热情。湖湘文化在李达的思想和政治宣传活动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