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

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语》”是《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其实颜氏本意未必是质疑今传《孔子家语》文本的可靠性,宋代的王柏却将颜注发展为“古《家语》”|“今《家语》”文本两分的看法,并提出了王肃托名于孔安国伪造《孔子家语》说。王柏此说的根源在于批驳朱子借证于《孔子家语》校正《中庸》,从而为他提出将《中庸》分为二篇的创说扫清道路。这是《孔子家语》案涉及到的第二个学术公案。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

长期以来,受《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孔子家语.致思》篇的思想内涵往往容易被误解。实际上,该篇中以往争议颇大的"孔子论管仲"、"孔子赞季羔"部分,其思想主旨与对孔子思想的主流认知并不相悖;对《致思》篇"言多背道"的指摘,也是没有根据的。     

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赫真信对《孔子家语》的译介,在中国儒学西传史与西方汉学史的双向轨迹中具有重要意义。赫真信译本是西方汉学史上相对完整的《孔子家语》英文翻译文本,它所使用的注释亦基本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特点,侧面体现出他们从传教士向早期汉学家的身份过渡与变化。     

《何氏语林》是否有套版本？

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是一部著名的“世说体”著作。后世对其版本认识存在不少误解,所谓的“套版本”说即是其中之一。“套版本”误说实际上是因混淆《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二书的明代版本所致,据现存文献,此误会自清代以来即已存在。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记二则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筒，其中有3枚木牍。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从内容上看，应是思孟学派纪汞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1号木牍关系密切。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上博简《诗论》“以人益”与《诗·菁菁者莪》考论

上博简《诗论》简文“以人益”之意并非“益人” ,如《诗序》所谓的“长育人材” ,而是靠与人的交往而得砥砺德操之益。《诗·菁菁者莪》的主旨亦在于此。孔子强调“益者三友” ,即有益于自己道德修养的朋友有三类 ,即“友直 ,友谅 ,友多闻” ,讨论《诗论》简文“以人益”应当注意到孔子的这个重要思想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辞海》文学分册说:“[诗三家义集疏]清王先谦撰。二十八卷。辑集西汉时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兼取后人疏解,并加考核说明,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学比较可以稽考。”这个词条写得颇为简要,特别是其中“比较可以稽考”一语,分寸把握得很好,既对该书的作用与意义作了相当充分的肯定,也表明该书并非尽善尽美,尚有未尽人意之处。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具体评述王氏《集疏》的成就与不足。     

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

《说苑》与《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说苑》的作者是刘向,“小说家”分类来自于刘向的思想,而且《说苑》的体裁与小说作品极其相似,因此,“小说家”借用“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更多的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