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记二则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筒，其中有3枚木牍。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从内容上看，应是思孟学派纪汞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1号木牍关系密切。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马王堆《易传·系辞》篇的形成与抄写——基于同今本《周易·系辞传》的比较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系辞》篇就是今本《系辞传》的蓝本。马王堆《系辞》篇古朴的、未成熟的原型经儒家之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又经秦代至汉初的整理、增笔,于西汉文帝时期初年形成了《系辞》篇。该篇此后经进一步的整理、雕琢,最终形成了《系辞》的上传、下传。虽然三才之道是《系辞》篇的重要思想,但马王堆《系辞》篇的特征在于,更强调人作为与天、地并立的第三种根本性存在所具有的独特主体性,可以认定这是只有儒家才有的积极的思想。孔子对鬼神、祭祀等宗教予以批判的原始儒家合理主义,成为后来儒家的传统。相反,马王堆《系辞》篇认为《易》的本质在于占筮,对鬼神与占筮予以积极的肯定,从而改变了过去的合理主义传统。马王堆《系辞》篇是一种为了适应《易》而调整出来的哲学思想。道器论和万物生成论本来是道家开发出来的思想,《系辞》篇对...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盗者之真赃”——由王国维推许《家语疏证》说经典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

经典辨伪学"辑佚"的方法论"范式",本身即不无问题。孙志祖于此未察,转而将此法用之于《孔子家语》的辨伪,将先秦、两汉古书之间常见的"互见"现象认定为造作之迹,既昧于古书体例,也反映了经典辨伪学"范式"扩大化的弊病。先秦、两汉古书之间的"互见"乃古书之常例,故每每溢出辨伪学的惯常逻辑,这既昭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也凸显目下古书体例及古书成书研究对于经典辨伪学方法论革新之重要意义。     

战国之世儒墨治道的对立与融合——以清华简《邦家之政》《治邦之道》为考察中心

战国之世,儒、墨两家彼此诘难,各自标榜其治国理政之道。过去学者多措意于儒墨之争,对二者的融合则关注不足。清华简第八辑《邦家之政》与《治邦之道》的刊布,为重新审视战国儒墨融合现象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战国时期,社会面临急剧转型与深刻变革,为适应列国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诸子学说多有互补与渗透,儒墨融合便是在此背景下促成的。     

女性仍在被“忽悠”——《家有儿女》的女性形象剖析

大型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广受好评,但该剧所传递的性别观念却是陈旧的、倒退的,编导使用双重价值标准处理男女两性形象,处处有意无意地歧视和贬损女性。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生存心境的单元总释——《圣经》与《尤利西斯》“返乡”模式比较

＂返乡＂是各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情节元素。《圣经》和《尤利西斯》在象征手法下,揭示了更多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返乡＂内涵。通过对这种特殊心境的根源探究,为孤独、焦虑的现代生存心境寻求可能存在的精神指引。     

从“忍辱”到“抗争”——《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的心路历程解读

《德伯家苔丝》塑造的苔丝形象,她即容忍,又以独有的方式与命运抗争,本文对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进行解读。     

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鲁秋洁妇故事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

几乎处于同一时代,而又同源于桑女受辱的母题,《列女传》和《陌上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情节架构,塑造了风采殊异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道德层面的诉求使其在塑造桑女形象时,突出了桑女受辱的悲剧性因素。《陌上桑》则是由于传统的影响、时代的变迁、民间的立场使其塑造出一个民间虚构想象中的桑女形象和民间所乐于接受的喜剧式的故事结尾。与此同时,在汉代移风易俗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汉代普遍重视和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下,二者又表现出共同的道德伦理诉求。因此,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又有着共同的道德文化内涵。     

藏传佛教“众生平等”与传统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之比较——以藏族《格萨尔》为例

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秉持包含理性、公正、机会均等、选择自由等基本观点在内的男女平等思想。藏传佛教亦有众生平等这一根本理念。本文以藏族史诗《格萨尔》为文本例证,从性别层面做整体观照,着重分析比较了此二种思想在性质和现实发展方面的根本差异,以及在终极追求方面的契合之处。     

“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木斋曹植说"因突破以往诸说而受到质疑,然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千年研究史中观照,此说自是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创新两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学术发展史、时代文化变迁、个人学术史等三重因素考量,言此说为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

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而启动的“史界革命”至今历时一百一十周年.这场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却至今未能得到学术界清算.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对《新史学》所信奉的“线性进化论”及其“四弊二病”说作一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周易》生命哲学“本体论”之思——兼与西方生命哲学“本体”之比较

对作为"大道之原""五经之首"的《周易》之"本体论"的解读,是深化对中国哲学认识的重要途径。《周易》提出的"本体"之思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乾坤并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屯》《咸》《恒》诸卦则体现天地万物产生之实情。《周易》所提出的本体论思想与强调生命哲学的柏格森之"本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区别。《周易》哲学将个体之间"生命交流"本体化,而西方的生命哲学则将个体盲目之"生命冲动"本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