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层次界定与国际法的关系——以《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

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与国际法的关系是紧密的。以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结合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诸如军事、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还是诸如经济、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的维护与促进,都跟国际法紧密联结在一起。具体地讲,"高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的难度更大,但一旦达成,其"权威性"与"合法性"相较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立法要高,国家对其更为重视,法律的稳定性也能得到较好维持。相比之下,"低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难度较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立法构成"井喷"态势。但相对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际法,其被违反以及修改、废除的几率更大。究其原因,在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基本属于永久与不可变的领域,而"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属于可变以及可分割的性质。因此,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特点,决定了相关国际法达成的难度、权威性与正当性等问题。     

社会科学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到循证实践

成熟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研究与实践方面,均成为各门社会科学争相效仿的范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实现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形成社会技术,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推进循证实践,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以循证心理治疗、循证教育学为例,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当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社会科学实践领域如何实现"科学化"还需明确具体思路与方法。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战争”语境中“文艺大众化”生成的话语逻辑

"文艺大众化"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众话语的核心部分,其话语言说经历了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的嬗变过程,是一场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的话语实践。实际上,"文艺大众化"是借助文艺的工具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也即完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启蒙"任务。这样一来,"文艺大众化"的生成就遵循着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然后再指向政治领域的话语逻辑过程。     

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

20世纪中后期,政治营销理论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国家政治传统和现代经济领域中的营销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独特的内涵。"政治营销"已成为西方国家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其独特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着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认为政治营销理论为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民主理念。     

走向直面“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对现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解读入手,准确捕捉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中国问题",然后运用"哲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核心理念",引领中国发展。这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围绕"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看,当代中国应首要关注五大问题:领域分离;权力与资本;公民社会;理性精神;政治解放。     

“一带一路”国际法专题

<正>【编者按】"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我国重大外交新战略。倡议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在推动沿线国家合作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联合国也在有关决议中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解决国际问题,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一带一路"无疑是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伟大实践,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路径和方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在研究内容、路径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政治学"特色,其以政治思想为研究核心,将有关国家和统治的学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超越以少数著名思想家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关注更为广泛的政治思想存在,加强对政治实施理论、政治决策程序等的研究,并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在对历史人物、思想流派、思潮、概念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对各种研究路径的综合使用,并注意研究方法的几个"结合":专题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等。     

试析美国“政治战”缘何回归

"政治战"的实践和理论由来已久,曾是冷战期间美主要对外政策工具,冷战后美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降低了政治战的调用和投入。当前,随着美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以美兰德公司为代表的国家智库和多个研究机构连续推出研究报告,积极鼓动特朗普政府重拾冷战工具,对中俄等国发动"政治战",以维护美国利益和价值,值得密切关注。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一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日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论辛亥时期的国民观

辛亥时期,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革。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国民"取代"臣民",成为政治领域官方的通用话语。时人大体围绕民族精神、国家观念、权利观念、自治精神及宪政观念与宪法意识等范畴,把握国民的内涵。同时针对如何培育国民,提出要注重国民教育,鼓励国民参与政治实践,乃至在革命斗争中塑造国民等主张。这一时期关于国民问题的讨论,具有传播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之特点,不过此时国民观念仍远未深入人心。     

“市场拓展”新形势下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2004年是大庆石油管理局的"市场拓展年".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要有新的视野,以"市场拓展"新的实践为基础,以二次创业的特定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为出发点,以职工的现实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着力点,把握趋势,探索规律,开拓思路,重点是开展微观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研究,以切实提高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西周“德”观念的嬗变及其影响

"德"是我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内涵十分丰富。从西周开始,"德"逐渐从政治思想范畴演变为伦理道德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德"的主体不断下移并泛化,进而对后世的政治、文化、哲学等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厘清西周"德"观念的源头、内涵和演变过程,对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以及当今的文化建设都大有裨益。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何以可能?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底层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研究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范式。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与"现实"共振的良性态势,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和攻防有序的范式竞争初步构建了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谱系。不过,国内学界在"理论借鉴与本土化理论创新""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抗争性政治""解释框架的选择与问题意识的再强化"以及"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学术努力。     

置身“世”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世界念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颇具雄心却需审查的命题。这一命题特指在"中国"国家范围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的相关研究是置身"世"外的。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处在"世界"之中。不过,相关研究获得的世界承认非常有限,与"世界"有隔绝之感。只要以"一个学术圈、一个价值世界、一个思想市场、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实践指向"为标准,便可以衡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成功走出自闭、置身世界。     

“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政治正确"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词,指在学术观点、政治、社会生活中遵循扶持弱势和边缘群体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尊重各少数族裔文化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正确"在美国开始于1960年代,是左派运动的产物,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政治正确"在美国曾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争议,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坚守社会道德底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实践向文化领域的退守。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近年来欧洲政治学发展概述

近年来,欧洲政治学不断深入探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充分关注欧洲政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在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欧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现代国家与民主的历史建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后现代性发展,欧洲政治学将会加强对媒体与政治、族群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政治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