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依赖与政策调控

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依赖性使得自身的市场效率无法完全释放,并且占用了过多的政策资源.政府为了扶持国有企业成长为有效的市场主体,可以对其进行政策投资.通过调节与控制政策投资乘数（0≤gw≤2）,以政策带来的市场制度效率优势弥补国有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调节和控制政策投资乘数,也可以判定国有企业是否值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政府进行政策投资.利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共存条件,可以找到具体可操作的微观调控手段,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     

国有企业的产权配置与企业效率

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指出政府机构改革使财产权利从政府职能中独立出来，减轻企业的改革成本，推行企业的制度创新，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根本     

中国国有企业交易成本研究

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总的划分包括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外部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及企业内部管理交易成本三大类。从企业管理者处理政府管制所花费的时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代理成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度量进行分析,可见,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导致总成本踞高不下,经济效率低。为此,应从实行复合产权制度,强化法律契约,规范市场信用秩序和完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等方面来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     

国企“放小”帕累托改进的微观制度分析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放小”这一政策 ,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微观制度效率给予了肯定 ,指出国企“放小”这一实施过程将对微观经济制度有—帕累托改进的提高 ,这一提高体现在政府、企业、市场每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本文的意义在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攻坚意义的今天 ,重申国企改革第六阶段的重要性     

基于超效率CCR模型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

文章以2015年发生并购重组的34家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CCR模型评价2012—2020年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国有企业并购前的效率均值大于并购后水平,二者均值差达到5.07%;并购重组发生一年后,样本企业经营效率较并购当年有所下降;并购重组发生第二年,企业经营效率虽有所回升,但在此后两年又开始下降,总体呈现“M”型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央级和省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显著高于中型国有企业、中西部及东北部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据此,文章提出明确政府角色定位、科学制定并购规划、高效整合企业资源等实践建议,以期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提升有所裨益。     

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比研究

本文针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各自的特点,通过查阅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从投资水平、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对比研究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的投资行为,以检验广东上市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响应程度。实证发现,在投资水平方面,非国有企业在2009年有所提高,而国有企业反而有所下降;对于投资方向,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响应政策,大力投资政府倡导的项目;关于投资效率,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投资行为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并且在转型升级后,国企和非国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数量均有所上升,而表现为投资过度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风险产生与控制基础--以德隆集团为例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环境制约等风险.政府的经济政策、被并购国有企业员工的"主人"情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是并购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对并购后目标企业员工价值理念的整合是控制并购风险的基础.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管制下的企业行为与绩效分析

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政府管制,但受管制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容易产生低效率的弊端。如何确立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政府职能, 政府如何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适度管制以提高其效率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具有竞争结构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考察, 分析了政府管制与企业效益的关系, 通过对市场进入管制下企业行为的描述, 讨论了政府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可能引发的社会成本。针对政府管制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情况, 探讨了管制改革的对策及管制改革的效率目标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监管科学"是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基本政策.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搞好国有资产监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要卓有成效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文章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瘦身健体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文章结合中国企业产权性质,以中国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债务融资(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的影响及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债务融资下降而投资效率提高,其中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较国企少,而投资效率提升得更快.文章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时滞效果以及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产权性质的相互关系.     

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契约关系的视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众多,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在辽宁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困难,例如,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行政型治理模式和代理成本高等。完善公司治理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解决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和行政型治理模式缺陷有利于促进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效益的提升。从契约关系的视角探索辽宁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旨在提高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时序与退出方式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鉴于当前国有经济职能过泛、覆盖面过宽且效率低下的事实 ,以及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应该扮演的职能 ,这种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 ,主要表现为一种退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 ,要把握好退出的时序与方式 ,以期优化国有经济的退出效率 ,降低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震荡程度。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低于非国有企业。这其中有计划体制遗留的问题还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的原因,但是,在企业中创造价值的是人力资本。因此,从人力资本产权安排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必要的。     

现代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构想

目前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到了关键时刻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建立 ,为了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审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 ,本文拟对企业内部审计制度构想进行探讨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

政策性关闭破产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首先面对的是国有企业长期形成的债务和大量职工需要安置这两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从而使政策性破产具有人性关怀的意义。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市场经济地位的最后确立,政策性关闭破产在中国经济制度的推进过程中功不可没。     

生产函数中的制度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国有企业拥有最为优越的资源条件,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出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释。国企相对低效率主要归结为较低的制度收益和较高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应当把制度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客观上会随着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的制度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会更大,应通过改革在国企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     

关于公企业概念与国企改革的探讨

公企业是西方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政府在公企业设立、资源获取、资产管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及重大决策中的权利义务均由公企业的单独立法加以规定。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遵循了公司化改革路径,国有企业被置于公司法基本框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形成股东与公司的基本关系。但在这种法律关系框架下,国有企业特定公共目标的实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可能引发国家权力与法治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本文认为,我国应根据国有经济所处的不同领域采取分类改革思路,在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适当借鉴西方公企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