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收入差异视角下农户公共产品需求分析

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入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通过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我国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差异研究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和社会体制处于转型期的现状导致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差异,尤其是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不均衡.文章通过对我国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场地建设、国家政策等现状的研究,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与收入不同等,建议我国应该从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差异现状及成因入手,不断采取有利于统筹我国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公平的一体化方案设计.     

从现代性维度论农村公共产品的"过剩"供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了异化现象,即地方政府或村委会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顾或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使农村公共产品被“过剩”供给了。在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威、观念和制度往往主导着一切,政治现代性极其缺乏,这是产生公共产品“过剩”供给现象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使政治现代性在农村得到充分发展。     

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制约广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目前,广西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各异,供给水平不同,审批程序不一致,以及公民享有权的非均等化等问题相对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的城乡体制决定论,＂乏力＂的财政供给体制,＂隐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为此,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应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财政支农惠农政策,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政府转型

摘要： 我国正在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特定背景,也是政府转型的特定背景。研究新时期的政府转型,需要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趋势。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经济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短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这是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的深层次原因。从世界经济史看,西方发达国家到工业化中期之后,都有一个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经验表明,通过政府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提高消费预期,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在私人资源配置和私人产品供给上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进入新阶段,需要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下的乡镇政府职能解析——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分析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村支两委与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价值、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的生态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建设好农村的生态环境、提供有效的生态型公共产品是党中央与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村支两委是管理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基层协助者与参与者.从村支两委的角度出发探讨当前我国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及问题,要求村支两委改善财政问题,加强民主建设与人才培养,增强与完善村支两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乡镇政府职能定位的逻辑起点——“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解析

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乡镇政府往往偏重于政治控制和行政管理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起步,作为“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也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侧重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纵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轨迹,乡镇政府集权式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新情况又对乡镇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问题域的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逻辑语境,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在这一语境下对乡镇政府职能作进一步考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公共福利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农村的经验数据

使用陕西省农村公共产品调查的截面数据,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公共福利的影响.从农户角度选取了影响农户公共福利的四种公共项目投资,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对公共项目投资的满意度,然后使用ORM方法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虽然对四种公共项目投资的满意度较六年前有所增加,而且对道路和饮用水项目投资的满意度增加幅度较大,但是不满意在一些地区仍然普遍存在.项目实施前公开预算和有人征求意见等因素都对农户的满意情况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今后要多关注农村基层公共项目投资的方向、质量和过程管理,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     

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 ,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 ,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而仅将“费”改“税”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 ,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国内研究进展与深化

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

具有社会性与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是建立在市场缺陷的基础上。但是,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假设存在一定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历史上就已存在,并不是市场缺陷的产物。由于人类公共产品观本身具有局限性和发展性,不同的市场状态对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也具有扩张与缩小的影响。因而,各国政府应当根据自己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共产品观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当选择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确定它们的不同地位,构建高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模式。     

城郊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问题研究——以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为例

以体制外供给为主的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带来的诸如供给总量不足、供给主体错位、供给结构失衡等内在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和加剧。尤其是地处“都市边缘”的城郊村,在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下,由于存在着地域复杂性和过程多变性特征,以及公共产品本身具有的外溢性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必须把市场激励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之中,建立“公导民办”的城郊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并根据城郊村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不同属性,分别选择“政府投资主导”或“民营资本主导”等不同运行模式实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分析

我国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整体上的从东到西梯次性失衡以及区域间的同一地域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并存的犬牙交错的格局,这也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有关。本文通过对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描述以及这种不均衡状态危害的阐述,得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的对策。通过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强化公共部门的支出管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合理把握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次序和寻求政府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等方式,实现公共产品的合理均衡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是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类型来进行供给方式的选择,他们没有考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综合考虑诸多影响因素,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选择的技术路径,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提出了具体构想。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