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拟文士:清代京师伶人的书画缘——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为视角

有清一代,世风遽变,京师伶人成为文人声色娱乐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士伶交往既密,士风骎染梨园,伶人兼习书画蔚然成风。尽管社会地位卑微,但部分伶人勤勉向学,内心始终以文士自拟。他们通过书画创作传递自身文人的气质与风骨,又藉由拜名士学画以及与文人之间的书画酬酢等多种形式,开拓出了一个伶人暂居本位的文化社交空间,进而完成了其文士身份的自我表征与定位。     

20世纪前半叶的清代小说史料学建构

清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在2 0世纪取得重大成就,与前5 0年学界一大批为发掘、整理“新材料”的学者们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尽管这5 0年中并未见一部独立的清代小说史料学的专著,但在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著作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学界为清代小说史料学的建构所做的不懈努力。     

试论清代中日关系的开端

近几年来,笔者主持国家清史工程有关清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项目,与课题组的成员一起,查阅了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文献资料,力图发掘新资料,对有清一代中日关系史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本文着重对清代初年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作以新的探研.     

略论《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

<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学术史、先秦历史和科学文化的资料,本文从保存先秦经籍文献的古本原貌和佚文、诸子之渊薮、补支书记载之阙、先秦科学文化方面的珍贵史料等四个方面对<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分析论述.     

中日史料所见郑成功与郑彩关系考释——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Hua Yi Metamorphosis by Lin Shu and his son of Japanese Jianghu times confused Zheng Chenggong with Zheng Cai for three times. The author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by referring to Shijing Genealogy of Family Zheng compil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easons of the mistakes and corrects the various false judgments of their relationship recorded in the Sino-Japanese docu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The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日七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一1923）》评介

揭示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1915- 1923)>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内容全面,充分反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全貌;取材广泛,利用价值高;编辑得当,使用方便.指出该书为近年来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红楼梦》与清代官制

《红楼梦》虽是隐去了朝代背景的文学创作,但作者有意地在细微处透露真实的朝代背景。从其涉及官制的描写中,便可以看到许多清代官制的内容。以清代制度为本,挖掘《红楼梦》中所提官制的清代痕迹,可以深入到时代背景中更充分地理解其中人物的行止、选择、际遇以及时运命道。以《红楼梦》为例介绍解说清代官制,可以更形象呈现当时制度的具体形制、运作及实施效果。透过这种对《红楼梦》与清代官制的对照解析,既可以一定程度上令《红楼梦》回归其故事所处历史时空下的制度语境,又可以令已经流逝的清代制度获得一种具象的再现,更可以深切领会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     

评《东北边疆史料学》

东北边疆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也和伟大祖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研究东北边疆史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作为东北边疆史的又一项新成果,李凤飞先生主编的《东北边疆史料学》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翔实介绍、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史料的专门性学术专著。这部著作凝聚了十几位中青年学者的心血,既收录了《史记》、《汉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

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追踪马迁,或编纂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他们对史表编纂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对今天的史书编纂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清代历史说部的世俗化

清代历史说部直承宋元平话之正脉 ,其最大特点是浓重的世俗化 ,主要特征是 :以奇幻怪诞的因果报应作为囊括全书的框架、以全知全能的军师作为提挈全书的动力、以出身草莽的英雄作为支撑全书的主干力量、以“结心”的结义作为维系人心的纽带、以俗而不雅的戏谑作为逗引读者兴味的手段、以向慕明主与谴责奸臣为基本的政见 ,充分体现了市井细民自我教育和自我娱乐的功能     

论清末"制洋器"的历史进步性

清末"制洋器"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其历史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在清末制洋器的过程中,我国建立起一大批军事工厂,生产了大量的近代枪炮与战舰,加强了中国的防御体系与抵抗侵略的能力,在思想上也起到了启蒙作用.     

论清代格调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与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相关,而清初宋诗热的流弊及王士稹神韵说的偏失,则是促使清代格调派产生的诗坛背景。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

从赫图阿拉到北京的都城运动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时空跨越和历史转折。定都北京,使清王朝势力由关外一隅迅速推向全国,由一个地方政权迅速变成统一国家的统治者。由满洲之君变成了华夏诸民族的皇帝。定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发展的向心运动。符合中国古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北京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使北京在民族大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清朝都城以京师为根本、以“三山五园”为补充、以避暑山庄为“行在”、以盛京为后院。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都城发展格局。     

“历史”爬梳的价值旨归（上）——略论清代校勘学思想发展对现代编校人才的启迪

清代是我国各类著述蜂拥、各种典籍书刻发展的颠峰时期,作为其重要基础和内容的校勘学也集前代于大成,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其间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淀,而且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校勘理论和思想。因而,对之作系统地概括总结,在爬梳中进行条分缕析的阐释,并用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指导现实的编辑出版工作和人才的成长发展,乃是其价值凝结的终极体现。     

论明清历史小说的结构技巧

明清历史小说的编撰者,在宏观上运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结构技巧,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叙述中,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在微观上运用探听、伏笔、照应的结构技巧,勾连情节内部的关联,使其丝丝入扣、浑然一体。这些结构技巧,使历史小说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就能以完整、连贯、严密的结构形态出现。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