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廉斯和肯明斯的具象诗

诗的排列形式是诗最重要的形式特质之一,具象诗是重视诗的视觉效果的诗体,能够采用非语言形式起到表情达意的特殊功能,受到二十世纪现代诗人的高度重视。威廉斯和肯明斯是英语具象诗不同时期的代表诗,威廉斯只是对传统诗形作了不违背诗歌规则和语言规则的改良,肯明斯颠覆了已有诗歌秩序和语法规则,将具象诗创作推向了极端。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当代新诗人极端重视诗形建设的个案透析

当代中国诗人,特别是台湾诗人,普遍重视诗的形体,创作出了很多图象诗杰作。现代汉诗表面音乐形式的缺失造成的形式美的减少需要通过对视觉形式的加强来弥补。汉字视觉价值和汉语的多义性都有利于汉语诗歌的图象诗创作。但是不能极端重视诗的形体建设,过分强调现代汉诗是视觉的艺术。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诗坛两棵常青树——郑敏与牛汉比较

郑敏和牛汉是中国新诗史上跨世纪的两位杰出诗人。虽然他们在家庭出身、民族习性、教育背景、人生经历、诗歌风格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创作道路、诗歌主张、艺术个性、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有很多相同点：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复活”于1979年，至今仍活跃于诗坛；他们都对诗极为虔诚，视诗如命，以诗为伴；他们都甘于...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菲利普·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艺术特色探析

菲利普·福雷诺是美国18世纪著名诗人。在独立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康涅狄格才子诗人”所写的爱国主义革命诗歌成为一支有效的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思想武器,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国革命诗人”。此外他颇有独创地把传统的英诗创作模式运用到讴歌北美大陆特有的土著居民和花卉鸟兽中,使他的诗歌充满浓郁的美洲泥土的芬芳,由此开创了美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而被誉为“美国诗歌之父”。文章分析了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的艺术特色和影响,指出弗雷诺的诗歌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台语诗写作与闽南方言——以方耀乾台语诗为例

闽南方言作为台语诗的语言载体和表达手段,是台语诗人表达乡土情怀、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台语诗区别于其他华语乡土诗歌的关键所在。从语汇、语音节奏和地域文化三个角度对代表性台语诗人方耀乾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还原方耀乾一脉台语诗的语言特征和意蕴内涵。台语诗并不是"台独"论者的合法化对象,相反,台语诗仅仅是20世纪方言入诗的种类之一,是方言入诗在台湾地区的特殊呈现。     

说晚清诗

晚清诗由龚自珍首开风气 ,之后出现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诗人 ,成为晚清诗坛的革新派。革新派之外另有一个宋诗派 ,但成就不大。戊戌变法前后适应时代的需要 ,产生了诗界革命。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和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则是诗界革命的理论家。同光时代另有湖湘派、唐宋派和阵容甚大的“同光体”派。到清朝的结束 ,秋瑾和南社诗人 ,以他们的革命诗歌成为清诗的奠后。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论艾青第二高峰时期的诗歌创作

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间,艾青又一次以丰厚的创作实绩,达到了自己创作的第二高峰。艾青此一时期的诗歌艺术,表现出巨大的思想魅力,以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精神,表明了诗人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艾青的诗歌艺术在形式上也达到了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境界。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艾米·洛威尔汉诗译集《松花笺》及仿中国诗研究

艾米·洛威尔作为美国20世纪初叶的“意象派”挂帅诗人,继庞德之后译介了大量汉诗,出版了汉语诗歌译集《松花笺》。《松花笺》的成书颇具传奇,洛威尔的英译手法既严谨又富有创新,是“信”与“新”的结合。在译介汉诗的同时,她创作了诸多融合了汉诗元素的“仿中国诗”。《松花笺》与“仿中国诗”使得洛威尔在美国诗坛享有盛誉、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