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曲中看元代民俗——文化史寻踪之一

在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中,风俗民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元代是蒙古族的一统天下,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文化史的发展演进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有关的史书、文人的笔记或其它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少记载,而作为元代诗歌主要形式的散曲,自然也有涉及到民风民俗的作品,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远不及叹世归隐、写景咏史、恋情闺怨的散曲那样丰富,但是,从这些硕果仅存的作品中我们也还是能窥见到元代风俗民情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是传统的汉族文化遗风,然而其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蒙古族、其它兄弟民族与汉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印记。     

论民族精神对巴金散文创作的影响

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对巴金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了论证探讨,认为巴金散文创作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但其根本性的影响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其中重要的就是现实生活、‘种族遗传、地域水土、风俗民情、宗教习惯’等和历史文化典籍及其代表人物”。     

民族文化视阈下秦观的雷州创作研究

秦观在雷州创作的文学作品厚朴苍劲,尽脱铅华,主要描写了奇特的巫医风俗、殡葬习俗、造酒风俗、腊祭习俗、婚俗等雷州民族文化事象。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管窥雷州风土民情对秦观后期心理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心理转变对秦观在雷州的创作情感及创作方向改变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序言云:“民情风俗,国家安危之本也。”可见风俗民情对于社会盛衰、国家安危之重要。一地之社会生活,与该地之风俗民情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风俗”,明万历《龙游县志·风俗》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定之谓俗。”也就是说,“风”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情,     

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是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文化语境对语词翻译的影响.     

周代礼俗的一面镜子──对《诗经》二雅礼俗燕飨诗的认识

本文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点面结合的方法分析论述了《诗经》二雅礼俗燕飨诗所反映出的周代社会“试周”民俗、占梦风习、宴饮礼节以及建筑等方面的风俗民情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西江“竹枝”略论

以西江作为描述主题的"竹枝词"作品,提供了有关西江流域自然生态、乡土民情和文化风貌的诸多信息。考察西江社会风俗史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者,可以从中发掘有意义的史料。《新州竹枝词》三十种作为比较集中的记述新兴地方山川佳胜、古迹流传、民风物产的"竹枝词"作品群,有值得珍重的价值。清代肇庆地方民俗通过《肇庆竹枝词》的辞句得到生动描述。端砚制作史的若干情节,也可以由《端溪竹枝词》等作品的内容得以说明。     

论语言视角下赵本夫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

赵本夫在江苏丰县生活了将近40年,他的作品多以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为创作背景,内容以四省交界的乡土文化、乡土生活为主,时常把那片土地上的风俗文化作为写作对象,小说中大量方言词的运用,形象地展示了当地人的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精神文化及风俗文化,同时也有意识地将乡风民俗作为文学的审美对象,使其作品呈现出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论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形成的影响

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区域文化风俗使创作主体本身成了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二、当带着区域文化色彩的“人”进入小说文本时，小说文本将产生个性化品格。三、风俗习惯作为生活材料直接进入小说文本，会带来个性化品格。四、从小说文本的艺术形式、手法，如风俗、民歌、风物意象、魔幻与轰毁、方言俗语，可看出区域文化风俗对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     

苏轼与民俗

民俗,是指民间的风俗,它与民间创作的关系极为密切,民间创作是民俗的具体反映和生动形象的表现。所以,一个扎根社会、关心人民的作家必然重视研究民俗,通过他的作品引导人们弃陋图新。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的作家。探讨民俗自古以来,中国人素有“入乡随俗,出水随弯”的传统说法。《礼记·曲礼篇》说:“礼从宜,使从俗。”这就是要人尊重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礼节、风俗习惯。苏轼深受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他的大半生是在地方的官任上渡过的。他每到一地,都注意探讨、了解当地人民的禀性     

对民俗的历史解读与开发

风俗又称民俗,它是一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是集许多个主体无意识经验而形成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人是风俗的主体,也是民俗所属的载体,风俗研究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风俗是历史形成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风俗考古就是借鉴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追踪和源流的考证,从而为史学打开超越文本的广阔领域.历史不论是用文字表述还是通过风俗来演示,都要经过现代人的选择加工,用历史的眼光对风俗进行加工.今天,民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经进入中国文化主流的视野,这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文化的重要资源,也将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北平风俗与中国人的性格——老舍的风俗研究

老舍和风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已近乎合二而一了。提起这一异秉的作家,人们会马上想起他笔下一帧帧浓烈而独特的风俗画卷;论及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北京味”又会成为立刻跳入脑海的中心概括词。北京,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与中国千余年来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它的风俗文化就不仅只具有地域性,而且更富有整个民族风俗的代表性。自然,老舍充盈着风俗味的作品中,民情风俗的表现从来就不是民俗学式的静态记载考订和抽象归纳总结,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心理学式的观察和思索。     

摭谈巢湖方言习语与巢湖民俗文化

方言研究与地方民俗文化弘扬应互动互补,方言乃民俗事象,亦为民俗内容.巢湖方言习语记录着巢湖当地诸如生产、岁时、信仰等类型的民俗,映射着巢湖百姓生活万象,而巢湖民俗源自于巢湖流域百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模式、行为轨迹,从巢湖方言习语中可管窥巢湖流域民情风俗之一斑.巢湖方言习语具有地域自身独特的谐音民俗特征和富有个性的教育风化功能.巢湖方言与习俗之间关系大多是动态的、互存的和平衡的,只是世革言殊,方言语汇的消长并非与民俗演变亦步亦趋,新民俗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方言习语便应运而生.     

风俗、民俗与巴蜀乡俗几个理论问题观察札记

中国风俗学起源于<诗大序>.风俗与民俗范畴相近.巴蜀民俗不仅仅指巴蜀乡俗.巴蜀乡俗曾为中华风俗贡献许多新内容.     

两淮文化与皖西北作家群

构成两淮文化主体的楚文化精神对皖西北作家产生影响,一是坚韧不拔、顽强进取的人格精神,二是飘柔舒展、奔放的浪漫之气;三是两淮地区的风俗民情。这些不仅影响了作家们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而且也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从陆游"镜湖诗"看南宋中期江南农村市场

诗人陆游在卜居家乡绍兴镜湖流域时期,创作了大量以当地社会风貌和民情民俗为题材的诗歌,不妨称之为“镜湖诗”。这当中有不少作品对当时镜湖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描述,反映了南宋中期江南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江南农村经济和市场发展形态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例证。     

浅谈范成大《吴船录》中的巴蜀民情风俗

范成大在入蜀、出蜀途中饱览了巴蜀地区的山川风貌、风土民情,并留下了几十首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优秀诗作。以《吴船录》为例,分析其中所展现的巴蜀民情风俗,对探究范成大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巴渝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俗与回族文学创作

民俗是人类社会群体共同心意行为构成的风习性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回族作家以民俗化的文化背景为创作材料,以回族的乡情、风俗、观念作为自己创作的深厚底蕴,以纷繁的民俗生活事象结构篇章,展开情节。可以说民俗文化是霍达、白山等回族作家创作根深叶茂的土壤。他们以此凸现自己的创作风格,也以此显示自己文学创作的价值。     

"三言"与冯梦龙的民俗观

"三言"将世情百态、人生诸相与民俗风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揭示风俗人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使"三言"具备了风俗史或民俗志的意义.通过"三言",可以解读冯梦龙以正统儒家观念为内核化育厚俗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的矛盾性、对信仰民俗的双重态度以及对语言民俗"真"与"雅"的诉求.     

重复与抄袭——再谈《笨花 》兼对宋菲、庞秀慧批评的回复

在文学创作中，“重复”有正、负之分。“正的重复”是一种有意义的修辞手段，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负的重复”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复制，是工业时代文化大生产的低劣方式。铁凝在作品中一再重复的乡土经验、对河北农村风俗民情的描绘、纯朴厚重的审美风格，是“正的重复”，但她在《笨花》中对《棉花垛》的照搬照抄则是“负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