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从其表现形式看,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篇所讲的,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后更出现“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如果根据宗法制度的原则来评论这些政治现象,当然要被孔子说成是“无道”的。然而历史事实竟是由“天下有道”而向“无道”发展,说明在西周时期     

诸子的人兽理论与学说分合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统政治权力的真空时期。因此,“乱”,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时空特征。从大的方面讲,它导源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政治变化;从小的角度看,则可归因于“臣弑君”、“子弑父”和“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等“二逆”或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论语》小札

《论语》小札陈兴伟［自经于沟渎］《论语·宪问》里有则对话，子贡问孔子：＂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的回答出乎意料：＂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区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区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     

隐逸四要素论

一、正义、生存、自由、冷漠隐与仕相对,儒法互补陶铸了传统的官僚文化,儒道互补则陶铸了传统的隐逸文化。让我们从孔子讲起吧。《论语·泰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史记》中郑庄公形象嬗变探微

平王东迁后，周朝天下大宗的地位逐渐沦落，各诸侯征伐迭起。战乱不休的世代，郑庄公以独特的礼治闻名于诸侯，然其阴存的志向与表面的达礼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左传》、《史记》关于郑庄公的记载差异悬殊，其原因虽有多方面，但叙述方式的不同和太史公式文学观念的独特关照却是其中重要因素。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也说“先进”与“后进”——论孔子关于礼乐来源及其层次的看法

《论语·先进篇》开篇一章是孔子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这也是历来学者们对《论语》解说最为歧见纷出的一章。本文分析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几家解说，认为它们都不符合孔子原意。文章接着从分析“野人”含义入手，并从史实论证了孔子对“野人”的态度，从而指出孔子在此说的是关于礼乐的来源及其内容的层次问题，由此提出了“潜礼乐”的概念，并探讨了孔子为何要更推崇“君子”礼乐所源自的“野人”的“潜礼乐”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论语·侍坐》名、字、叙述次第浅议

《侍坐》章记述人物时或称名,或称字,既体现出《论语》编纂者的态度与感情,也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表现;文章在记述四弟子言志次第时,颇具深意,暗示出各人志向同孔子思想的差距。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仲偁父铜器及其相关的问题

<正> 一、传世之仲(?)父鼎传世的仲(?)父鼎,在诸多历代金石著作中都有著录,然皆不知其所出.宋代王黼所撰的《宣和博古图》中摹绘其图形及款识,可知此器在当时已被作为珍品收藏于皇室宣和殿.其铭为:“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及仲(?)父伐南淮夷,孚金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据该鼎的器形和铭文内容来判断,其时间应为西周晚期.宋代薛尚功在其所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中结合《宣和博古图》考证:“博古云:夫天下有道,则礼乐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专,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其功,则于是(?)尔圭瓒(?)一(?).伯(?)及仲(?)父有伐南淮啊之赐,则赐作宝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又言其昆弟也.诗曰伯氏吹     

《论语》语言的质朴与凝炼之美

孔子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表明了他对语言运用的基本观点。因此,鲁迅先生指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而无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对《论语》的语言风格作了极为精当、简要的概括。但是,“辞达而已”决非不讲究语言的艺术性,“略而无饰”也不是质木无文、味同嚼蜡。苏东坡说得好:“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论语》的语言,正是准确精炼、言简意赅,正是质朴平易、言浅意深,具有质朴之美与凝炼之美兼备的鲜明特色。     

浅析孙复的春秋思想与尊王理论

孙复的经学方法不拘泥于汉、唐经传笺注章句,而断以己意,以发展独立而完整的义理解释。他治《春秋》,不仅大胆怀疑经传。而且直接补充《春秋》经文字脱落的地方,以进行义理解释,继承了韩愈以来的道统论思想,强调“文以载道”。孙复的春秋学着重阐释“重礼”与“尊王”思想,其核心是尊王,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政治。”     

也谈民族政策的几个理论问题

政策,这是一个外来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在翻译西文中的“Policy”时,取汉语中的“政”和“策”两字,译成了“政策”。 顾名思义,政策就是政治上的策略和谋略。这里的“政”就是指“政府”、“政权”等。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其中讲的“政”就是这个意思。“策”的原意则是“马鞭”。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探其原意,实质是谈“学”与“仕”的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把子夏这一言论指之为“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并上挂下联,口诛笔伐,“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假令孔子有幸健在,他是要求给予平反的。当然,作为孔子的文学高徒——子夏的言论,也可能师承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野人”是指在野的平民百姓,     

孔子的治道——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孔子的治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春秋的礼乐崩坏、政刑见重;二是以"正名"为原则重建周制,在治国一目中欲重塑君、臣、民之道,在天下一目中则倡"尊王攘夷",翼以恢复秩序;三是批判周制,逐步实现理想政体。此道首先在于塑造"唐虞之治"以为鹄的,其次欲以教育与参政培养合格之民众,再次于治国中倡兴灭继绝、选贤与能,最后于天下之道则反对兼并,圣者为王,为政以德,以建立超国家之公权、最终实现天下有道之局。     

孔子哲学咨询思想探讨

“哲学咨询”的兴起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孔子的哲学咨询思想体现在《论语》的对话中。孔子的哲学咨询主要有问“仁”、问“政”、问“君子”等。“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德政”,认为选拔贤才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问“君子”则提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哲学咨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指导意义。     

《论语》“先进”章诸家注译考辨

诸家在《论语》“先进”章的分歧体现于字词意义、句式结构、语句内涵等方面。细致考辨之后,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之说,在上述三个方面皆最为可信。今人杨伯峻依其所作的翻译也甚为可取。然而,刘、杨之说确实存在与史实不合之处。不过,只要将其中的“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与“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 修正为“先学习礼乐而后有资格做官”与“先有资格做官而后学习礼乐”,即可圆满融通。     

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读田望生《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有感

一《吕氏春秋·察今》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近拜读田望生先生所著《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一书后不禁感叹:诚哉斯言!读此书,则尽知桐城二百余年文章之精华矣!桐城地处皖中,接江趋淮,“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地灵人杰,翰墨飘香,尤其明清之际,桐城重读尚文,曾以文化名邦著称。清咸丰八年,桐城派著名作家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说:“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梦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