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北京的四坛与南内皇史

正如果要问四方游客什么建筑物最能代表北京,我想除了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外,当数北京大大小小的坛庙了。而在这些坛庙之中有几处却是因"大礼议"之争而始建的。嘉靖皇帝登基后,一直想让其父称宗庙,但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为了找到合适的理由,嘉靖皇帝便对明堂礼制、庙制,大祀的郊祀礼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提出要天地分祀,方案提出后就引起了大讨论,众多朝臣认为合祀制度是由祖宗制定,沿用了100多年岂能说改就改,少数拥皇派却找到《周礼》中的有分祀天地的古礼记载,因     

春秋宗庙祭祀以及庙与寝的区别

宗庙祭祀是春秋祖先崇拜的基本形式,分为常祀和临事而祀两类。常祀定期举行,有烝、尝、禘以及告月四种,或每月一次,或每年一次、数次,或在特定的日期。秋尝冬烝应是当时的祭礼,但没有得到严格遵守。禘有两种:时禘四时皆可,吉禘在“三年丧毕”之时举行。临事之祀是不定期的祭祀,随时随地因事而行,非常频繁。从用途看,春秋时期的庙与寝不同,庙专为祖先修建,寝是生人所居。从建筑形式看,二者没有造在一起,寝不是宗庙建筑中的一部分。传统所谓庙与寝相连,前庙后寝,皆为先祖而造之说,非周代的宗庙规制。     

周代宫室考述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袷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上古仪式中心从宗庙到宫殿的演进

摘要：  上古仪式中心从宗庙到宫殿的演进,先是从庙寝合一体系到路寝渐次独立出来变成正寝或王寝,然后正寝具有实际行政功能,最后成为名符其实的宫殿。与由庙到宫的演进相伴随的,是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都城结构的变化,由座东朝西的主潮变为座北朝南的结构;二是宫庙位置的变化,庙由中心移到旁位;三是宫殿中心的最后定型。这一从宗庙中心到宫殿中心的建筑结构变化,透出了一种中华民族性格。     

远古时代"京""都"意义的变迁

"京"的本义是指古人为祖先建造的高大坟墓."都"是宗庙意义的衍生物,指曾经建有始祖宗庙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京、都的内涵从墓庙所在地向社会群落聚居地转化,从而获得地域上的意义.此后,京获得社会政治中心的意义;都逐步成为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系统中或低或高的一个层次.战国时,都成为区域性管理中心和大都市,并最终与京一道获得全国性行政管理中心即首都的意义.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

关于追尊皇后的祔庙问题,欧阳修、马端临、王鸣盛等人的看法差异较大,有必祔太庙、皆立别庙和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宋代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有四种:追尊皇帝的皇后、后嗣做了皇帝、神宗整顿太庙礼制时被升祔、因先帝太庙室中虚位而按照太庙礼制自然升祔;其他,则别立庙。透过宋代追尊皇后祔庙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现实皇权、士大夫态度在追尊皇后祔庙的实际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宋与唐朝皇帝丧葬礼仪的关系及其对南宋的影响

本文将北宋与唐朝的皇帝丧葬礼仪进行了比较，认为笼统地提“宋承唐制”是不妥当的；马端临是史学大家，但白壁微瑕，亦有失误；南宋偏安一隅，皇帝丧葬礼仪有两大变化，一是以浅埋待过北宋旧陵地为光复中原的号召，二是宗教对丧葬礼仪的影响更深了。     

秦汉时代政治话语中“宗庙”地位之变迁及原因

秦汉时代祭祀场所由宗庙逐渐转换到墓地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它并非是自然转换的过程。秦朝君臣对宗庙的重视可以说是出于历史的惯性,而西汉君臣对宗庙之重视程度不减反增,但东汉君臣言辞间转而尽力回避宗庙并混用"庙""祠"表述。西汉儒生群体强调宗庙祭祀中的忠君与孝亲精神,符合汉帝国的为政策略,所以西汉时期的政治话语中对宗庙极为重视。但宗庙祭祀的颓势终究难以扭转,故东汉时期政治话语中很少出现宗庙的表述。     

胡安国《春秋传》宗庙礼制之经世功用

宗庙是承载庙祭教化的祭享之所，宗庙文化是儒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春秋》向来尊严庙制，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宗庙有一系列的解读，凸显出鲜明的经世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承二程义理之学，以“理”释礼，因象明礼，使《春秋传》成为宋代春秋学由神秘思维转向义理解经的关键著作；第二，扬《春秋》万世之法，正君臣父子夫妇之名；第三，秉《春秋》大义，全君臣恩礼，在尊君抑臣的思想中并非一味压制臣下而讲恩义；第四，彰圣王之道，以民为本，提醒君主勤政修德。其精心诠释的理学思想、正名思想、尊君思想、民本思想对南宋走向中兴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配飨制度

配飨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主要表现为以有功之官配飨天神。两汉配飨主要为郊祭配飨和宗庙配飨,祭祀侧重先祖配五帝及天神、皇后配地祇、后祖配先祖、皇后配皇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臣配飨和皇后配飨成为配飨制度的主题。两汉的配飨礼仪以元始郊祭礼仪最为成熟,东汉流行在明堂祀五帝,以光武帝等帝王配飨。魏晋南北朝的配飨主要体现为功臣和皇后配飨帝王庙庭,其位次依生前尊卑之序来定。     

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

明代宫廷礼仪表现为繁复、宏大、富丽堂皇的特点。由此而引起的礼仪性开支浩大。大致而言,这些礼仪性开支主要包括:庙坛、寝陵之类的土木建设与维护之费;礼仪活动所需各种用具、首饰、袍服等造办之费;重大礼仪的赏赐之费等方面。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历史都证明了"高频度"的宫廷礼仪活动将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礼仪之害有时甚于兵祸。     

《请迁玄宗庙议》非韩愈所作辨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卷第一有《请迁玄宗庙议》一文,《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亦载之,并注引宋樊汝霖云:“此议旧史载於《礼仪志》(按:指《旧唐书·礼仪志》),曰:长庆四年五月(按:原文为正月)礼仪使奏云云。公时岂以吏部侍郎为礼仪使耶!是岁穆宗崩,肃、代、德、顺、宪、穆,明皇帝亲尽当迁,而(?)穆宗及高祖、     

《诗经》中的祭祖乐歌与周代宗庙文化

本文从文学与宗教学交叉研究的特定视角,首先对《诗经》中51篇祭祖乐歌作了简要勾稽,然后依次论述了展演这些祭祖乐歌的周代宗庙制度──昭穆制以及最高祭祖礼仪──"九献"大礼,最后根据这些家祖乐歌的三种类型表现,就史传与祭歌分离的独特现象、祭祖乐歌与民族史诗的分合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宋代修礼机构研究

宋代修礼机构的设置、礼官的运作、礼典的编撰与宋代皇权的强化息息相关,特别是皇帝通过建立不同名目的礼仪院、修礼机构,利用这些机构编撰的礼文,将个人的意志渗透到国家礼典和仪注中,以此强化皇权.     

镇江火星庙戏台研究

镇江火星庙戏台是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综合性戏台,在江南地区现存的古戏台中具有典型意义,对于研究清代尤其是清后期的戏台建筑有一定的价值。镇江火星庙戏台的建筑形制、构造特点以及文化功能都具有一定特色。镇江火星庙与唐代润州火祆庙之间具有历史承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