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刑罚原则探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金融犯罪的数量逐渐上升,国家对金融犯罪适用刑事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金融犯罪的发生。在对金融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除了应当遵循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罚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应当考虑金融犯罪的特点,遵循谦抑性、适度轻缓、公私权利平等保护、经济性、人本主义等项原则,以确保对金融犯罪定罪量刑的准确、适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金融刑罚的根本目的。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论犯罪学视野中的刑罚目的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的正常现象,其产生主要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无论是罪犯在生理上的特殊性,还是在心理上的缺陷,都必须通过其周围现实的社会环境才能转变为生理和心理上的致罪因素,因此社会因素不仅成为联系犯罪人生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纽带,而且也成为探求犯罪原因的渊源以及制定刑罚的出发点与归宿.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未知情况,在犯罪学视野中刑罚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刑罚的预防目的始终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从宏观来看,刑罚还应借助与其威慑性功能,把遏制犯罪作为刑罚的预防犯罪目的的补充与延续,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但是,毕竟社会是刑罚的本位所在,所以刑罚的终极目的应是通过实然地控制犯罪追求应然的社会防卫,而不应仅限于预防与遏制犯罪.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渎职侵权犯罪分析及其预防策略

中国的生态环境目前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环境保护中的渎职侵权犯罪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本文力图从分析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中的渎职犯罪的现象,描述这类犯罪的构成要件,总结这类犯罪现象的特征,分析此类犯罪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此类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策略与措施。     

关于受贿罪刑罚配置完善的研究

中国刑法在受贿罪刑罚的配置上存在不少问题与漏洞。在受贿罪所配置的刑罚中应当废除死刑,提高自由刑的最高刑期,提高假释、缓刑的适用率,进行行刑的社会化改革,增加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并对资格刑加以完善。     

非监禁刑乃刑罚轻缓之必然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刑罚不是对抗犯罪的唯一的有效的手段,社会的文明要求刑罚应由严酷到缓和,由以监禁刑为主向以非监禁刑为主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慎刑恤狱”的法律文化思想是相符合的,它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节约刑罚成本的需要,也是实现刑罚目的需要,也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我国现行的刑罚是以监禁刑为主的重刑结构,所以,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司法,逐步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     

江泽民的刑罚思想初探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刑事法治思想,在指导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中国的刑罚问题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思想。江泽民的刑罚思想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马克思刑罚观的解读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中,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无暇全面、专门地研究和阐释刑罚问题。他虽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刑罚理论体系,但有许多关于刑罚问题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达了其刑罚观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生态法益保护与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刑罚的特殊关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之探索

未成年犯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刑法适用的特殊性,社区矫正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更是适合未成年人的一项行刑方式.然而现今的社区矫正体系中存在着较多问题.本文择取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一定解决方案,以期尽快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     

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刑罚失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犯罪数量也急剧增长,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犯罪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运用刑罚手段来控制犯罪时却存在刑罚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刑罚结构性失衡加剧了社会中既有的分配不公,制约了刑罚功能有效实现,对解决城市化背景下的犯罪问题产生了阻力。     

恢复性司法治理环境犯罪的澳大利亚经验与中国镜鉴

恢复性措施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和发展是对传统刑罚规制环境犯罪失灵的回应。2007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加勒特诉威廉姆斯一案中开创了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先河,这对环境、罪犯、社区及整个司法体系都有着改革性意义。然而在实现环境犯罪新治理的同时,澳大利亚环境恢复性司法面临着量刑目的能否实现、量刑不一致违背公正价值及如何确保恢复性协议得以遵守等挑战。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环境恢复性司法,建构该制度应当根植于既有的刑事司法基础,借鉴澳大利亚的有益经验,完善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供给,逐步扩展恢复性司法适用阶段,设计规范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确保恢复性责任履行到位,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论邪教犯罪的防治

邪教犯罪活动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种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极端社会行为。它的滋生和蔓延,有着深刻的多层次的原因。邪教不仅具有公然的反社会性,同时肆意践踏公民的私法权益。应坚持法治与教育并重的防治理念,从多层面构筑邪教犯罪的防治体系。     

扩大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刍论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指具有洗钱性质的基础犯罪。中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仅限制在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四类犯罪。因范围过窄,导致在其他犯罪中,即使存在着完全相同的洗钱行为,也不能以洗钱罪定罪量刑。因而很难达到"罪刑相适"的立法诉求和形势发展的实践要求。因此,必须适时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将清洗一切严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都认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才能有效地打击洗钱行为。     

刑罚威慑理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刑罚的经济学分析

威慑理论是法经济学在刑法领域的核心贡献。自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威慑理论归于沉寂,贝克尔复兴了这一理论,近代波斯纳、沙维尔、莱维特等使之更加细致,深入研究了刑罚决定各个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实证研究证明威慑效应确实存在,但批评意见始终不绝。在批评意见的激励下以及借助于经济学的新进展,威慑理论在向着更加精致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威慑理论的现实性。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中国古代的刑罚起于原始社会末期,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从单一的惩戒手段几经演变,形成了体系完备、等级差异明显、社会调解功能广泛的刑罚体系。时至近代,这些刑罚制度逐渐落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至1911年《大清新刑律》颁布,正式宣告中国古代刑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Problems with the theory of anti-value acts： including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ou Guangquan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具有重要意义。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强调犯罪的规范违反性，与保护法益的刑法目的相冲突；突出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偏离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普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导致认定犯罪的整体性，既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也不利于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且不利于贯彻共犯从属性说；注重主观的正当化要素，不仅未能限制刑罚适用，反而扩大了处罚范围；采取规则功利主义，导致过度干预国民的行为。结果无价值论在防止过度干预、采取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将违反刑法目的的事态作为禁止的对象，不仅能够克服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而且可以在实现报应正义的同时，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     

北京农业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北京农业在贡献着巨大的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同时,农民直接获得的却只是不到6%的农业经济价值和经济服务价值。理论与实践都期待着北京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几年来,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实施效果显著,为在北京全面推行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十分必要的探索。尽管如此,"生态补偿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正在探索的碳交易制度将为完善北京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相关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参与商品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之上,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相对比较少见。首先,本文对当前“主流”生态产品概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了自然生态系统参与价值创造的思想渊源。其次,基于马克思科学价值论分析自然生态系统在生态产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从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二重性角度界定了生态产品的含义,研究了生态产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探讨了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生产和实现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和积极发挥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作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