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诗作同时同地，诗味风格迥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的阅读体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以两首诗歌——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为评价中介。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事件,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犹如挽歌的变调。这形成两首诗歌的诗味的迥异。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论穆旦诗歌的意象艺术

穆旦,作为"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创造了许多堪称经典的诗作.他的不同凡响之处更在于融会贯通之后的创新.尤其在诗歌意象艺术上,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意象增加了穆旦诗歌的新颖性和现代性,也延长了审美感觉的时间和过程.同时,它又是精确的,表达了诗人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穆旦晚年诗歌在意象的选取方式上有发展和变化,有对传统意象的颠覆,更显示其独特性.他晚年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自然的意象集中采用的特点,同时这也使诗人的诗歌意境更为深邃和悠远.     

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

穆旦是我国40年代诗坛的一位奇才。作为诗歌翻译家,他是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人;作为诗人,他是九叶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研究穆旦,研究穆旦的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对于繁荣当代诗歌创作是富有意义的。一穆旦30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量接触了西方现代派诗人包括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德国的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他和同学郑敏、杜运燮开始写现代诗,并被闻一多收在《现代诗钞》中。穆旦     

“时代焦虑”下的个体人格——论30至50年代穆旦的诗人心态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穆旦在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心态问题,引入＂时代焦虑＂的目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种背景的衬托。本文主要选择了20世纪30至50年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以及由此可以关联的诗人自我两个主要方面,来探讨穆旦的个体人格即作为诗人的心态问题,而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述方式除了适用于穆旦本人,同样的,也会在某种类比推演中,涉及到20世纪诗人的一种＂典型化＂问题。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论穆旦的诗

论穆旦的诗王泽龙九叶诗人唐堤称道他的诗友穆旦的诗“有着最鲜明的现代诗风”与“最深沉的哲理内涵”．而且是九叶诗群中“流派风格最浓烈”的诗人。［‘ｊ穆旦以他坚实的探索实绩．代表了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四十年代穆旦共出版诗集三部：《探险队...     

诗人的自觉与独立 --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

九叶诗人穆旦,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穆旦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创作原则,同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进行反思,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确立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相统一的诗歌观念.在语言的运用上,追求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诗歌艺术上,通过智性化抒情,使现代生活与哲理思索叠印在一起,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为中国新诗的成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在"时间-价值"的迷宫中游走——穆旦诗歌新论

穆旦诗歌中表现出对线性时间的怀疑和批判,他通过对"现在"时间态的把握消解附着在时间身上的价值,但随之他又陷入价值的迷失中。与此同时,他又试图用循环时间态来承担某种价值性理念。在解构和建构的矛盾状态中,穆旦诗歌表现了一个现代诗人的主观时间态在"客观"时间态面前的分裂状态,并因而表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穆旦现代主义诗学的宗教思想及其启蒙意味

穆旦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其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呈现出智性化、内在化、宗教性、启蒙性等特性。其诗作和诗论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情绪,这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宗教情感最早受到艾略特诗学的影响,随后成为穆旦现代主义诗学的自觉追求和表达。他把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促使前者在更深厚的层次上与现代启蒙思想发生了碰撞,从而产生了新文学深沉的启蒙品格。     

略论穆旦诗作中的“智性化抒情”

有论者在评价诗人穆旦时提出其诗作缺少诗美 ,哲理的大量阐释使穆旦更象一位哲人。本文就这一认识提出了不同观点 ,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智性化抒情方式的认识与理解 ,进一步分析了诗人采用这种抒情方式的必然性与重要意义 ,为更全面的认识穆旦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提供部分依据。     

博大普世襟怀的矛盾与偏执——昌耀晚期精神思想探析

1998年诗人昌耀在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后，写出了他晚期最重要的作品《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这是一个在博大的普世襟怀中，充满了偏执与矛盾的文本。其时政评论指向上机锋迭出的雄辩与高蹈．与他诗作中一贯的苦难感和生命感大相径庭，却与同一时期的“新左派”思潮不谋而合。而这一“意外表现”的根源来自何处？值得我们根据文本详加探析。     

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

如果从自然风景体验去切入穆旦诗歌,可以发现穆旦诗歌具有本土化的现代性体验,这样可以拓宽穆旦诗歌研究的视野.穆旦随学校迁徙过程中的自然风景体验,带给诗人独有的土地体验,其中包含了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人民以及自身的生命关切和思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野人山的自然风景体验给诗人带来了恐惧体验,这就促使诗人去思考战争、自然和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穆旦在1940年代的诗歌指向始终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晚年的四季体验让诗人一直在寻找灵魂的栖居地.从这些可以看出,自然风景体验是参与了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生成的.     

个人与社会命运的承担——评穆旦诗歌《冬》

穆旦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他曾在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但由于艺术上的原因,在建国之后,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受到了极大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冬>即为作者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对自己人生之路回顾与总结的代表诗作之一,其中渗透着作者不幸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的重压,更体现出作者于黑暗之中的坚持与探索.     

用力深广之作——评易彬博士的《穆旦年谱》

穆旦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人物,是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诗人、翻译家之一。关于穆旦的研究论文非常之多,但总体说来,研究的系统性与历史深度还比较欠缺,穆旦的历史形象及其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还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透现与建构。不过,现在这一状     

"生命也跳动在严寒的冬天"--论穆旦诗歌中的"冬天意识"

诗人穆旦不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写到他对冬天的喜爱.这份强烈的"冬天意识"的形成与诗人坎坷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它使得诗人以坚忍的毅力在虚伪的现代社会的围困之下选择了承担,并用他的笔对其进行了深刻入骨的揭露和鞭挞.     

穆旦诗歌创作艺术

穆旦诗歌创作集中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审美追求,诗歌的戏剧化、感性与理性的融合、非诗意的阐释都体现了穆旦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创作的独特见地,寓庄重于诙谐、寓典雅于素朴,将一个人"丰富的痛苦"和"残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语言独特而隽永,充满了生存者的智慧之思.     

“新的抒情”与穆旦晚年诗作

穆旦从卞之琳的《鱼目集》和《慰劳信集》的发表,看到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知性的转变,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的丧失”。他无法认同这一事实,提出了“新的抒情”（1940）这一口号。这是穆旦一次重要的诗学选择,此后“新的抒情”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拓展,并在穆旦晚年的诗学追求中融入了新的原质,它体现出诗人的历史睿智及其美学认识的新高度,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