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前十回"了"字分析

摘要:在区分"了1"和"了2"时,必须以"了"所附着的词语的意义及它在句中的作用来审辨,才能把握住"了1"、"了2"的功能及其分布上的特点。文章以《红楼梦》前十回中的"了"的用法为例,对"了1"与"了2"作语义上的辨析。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我在日本教中文

最近几年,在中国出现了"韩流",在韩国出现了"汉潮",而在日本既出现了"韩流"也出现了"汉潮",不过在日本把"汉潮"叫作"华流"。"华流"的基本表现是关心快速发展的中国,而最突出的是很多人都在热心学习中国的文字和语言。2005年春,我以国际交流员的身份被派到日本,在鸟取县米子市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其中主要的一项任务是教当地居民学中文,在这过程中我经历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末日异境》中“人格分裂”的叙事方式

《末日异境》中,作家设计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冷酷异境",在这里男主人公陷入了一场信息战,并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在他的头脑中通过幻觉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是由一群无"心"的人组成的。在"冷酷异境"中,男主人公经过一番极具隐喻色彩的性探索,清算了自己以往"无爱性"的生活方式;而在"世界末日"中,男主人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爱情,在这里实现了"性爱合一"的最终守望。     

句末后附性“就是了”的语义及其对语篇功能的影响

句末后附性"就是了"的语义会影响其语篇功能。"就是了"在语篇中能够构建一个"问题-解决"叙述模式。"问题"在语篇中可以不出现,在说话人看来,"就是了"所依附的小句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了"的语义可以归结为"妥善处理",这一语义决定并影响了"小S+就是了"在语篇中的多种功能。根据语境的不同,"小S+就是了"可以表示"不重要、不复杂",也可以用于"解释说明",也可以用于"断言"以及"话题终结"。"就是了"在语篇中的种种表现可以从"妥善处理"的角度进行统一解释。     

对当前我国流动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的探讨

本文在回应学界"户籍制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学区制"的若干看法,并对此制度作了中肯的评价。基于"学区制"实施的一系列负效果,提出了在中国实施本土化了的"教育券"制度,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少年在流入地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以及"党的建设"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王船山道器论研究

"道"与"器"是中国哲学中的传统范畴,关于二者的内涵、关系等在哲学史上也被许多哲学家探讨过。王船山在扬弃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道器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器"是具体的事物。关于二者的关系,他认为"道"在"器"中,"器"在"道"先。他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道器思想,也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本体论。     

从“用具”到“技术”——海德格尔此在的敞开与遮蔽思想流变解读

在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先驱式的人物。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用具"的分析构建出"此在"的在世方式,展现出"用具"在构建"此在"与世界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此在"在"操心"中直面"用具"而敞开自身进入真理之领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后期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对现代技术进行了批判,追问得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此种本质将世界解蔽为单一的向度,造成了"此在"的遮蔽,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这两个阶段,他分别使用了"用具"和"技术"两个概念,并指出两者是不一样的。"用具"和"技术"虽然指涉的对象一致,但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海德格尔展现出的是此在的敞开与遮蔽状态。     

从民国初年外蒙“独立”看“中华世界秩序”的延续

民国初年,外蒙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一次"独立"运动。从1911年宣布"独立",到1919年撤销"自治",中国在与俄国有关外蒙问题的交涉中,继承了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理念,采取了"舍实求名"的外交策略,在国力相对弱小的形势下,挫败了外蒙试图借俄取得"独立"的阴谋。中华民国虽是西式的"国家形式",但是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仍深受"中华世界秩序"的影响。在弱国无外交的形势下,"舍实求名"可以保全名分,以待将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失为一种外交策略。     

“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

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边地中国"为立足点,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之外,指出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历史形成路径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新文学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为例,对这种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书写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历史品质,指出了这些特殊历史品质的世界性意义。     

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恩格斯和列宁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

"自由和必然"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经产生。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在《反杜林论》中,精辟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列宁又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自由和必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全面阐明了"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中央红军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汝城"扩红"150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900人,在湖南"扩红"总计约2000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纪律,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红军开展"扩红"工作。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异化的现代社会与资本“奴役”之路——以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为视角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点源自他对资本主义早期工业社会的观察。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虽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年代,但"异化劳动"并没有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消失。在技术合法性外衣的包装下,现代社会变为了一个"单向度社会"。特别是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消费"制造了众多虚假的需求,把人变为了资本的工具和奴隶,变为了"单向度的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是表面上得到了类似于"商品交换"的自由,但其实则是不自由的。这里的"自由"已被"制度化"地融入了"社会有机体"中,最后"异化"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新时代,处于以及向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人们,应该明白和清醒:"资本文明化"本身并非意味着人类的最终解放和幸福,相反则意味着人类文明走向"新奴役之路"的危险。     

天坑地缝

武陵山脉横跨湘、黔、鄂、渝四省市。在武陵山的中段,有人"发现"了"天坑"和"地缝"。从航拍照片看,茫茫大山朝天裂开了几条细细的"缝"。但是当人下到这个"缝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巨大的"坑"。这些坑深三四百米,人在坑底看天,所谓的天不是一个洞就是一条线,在这里体会"井底之蛙"会很有感觉。人们称之为"天坑",因为它确实为天造地设。亿万年的岩溶造就了它。因为水的作用,这些"缝"与"缝"又暗自沟连,形成了巨大的"天生桥"群。从桥上看桥下鱼贯而行的人,如同小孩     

新“丝绸之路”与当代中亚的地缘政治

通过概述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由来和新"丝绸之路"的路线,论述中亚各国在构筑新"丝绸之路"方面的进展,分析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等国际力量在中亚新"丝绸之路"外交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新"丝绸之路"改善了中亚各国的对外交通,促进了中亚各国的对外经贸联系,也促进了中亚国家间的一体化及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美欧通过构筑新"丝绸之路"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的控制,巩固了中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现实。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国际力量在新"丝绸之路"等领域展开的外交争夺,增加了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新"丝绸之路"加速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建。     

祭祀的“理”与“教”——从朱熹晚年两封论学书信谈起

在晚年与弟子讨论祭祀鬼神问题时,朱熹针对《中庸》"鬼神之为德"章的观点,特别反对以"设教"的态度对待祭祀。通过梳理早期儒家经典文献有关祭祀的说法可以发现,强调"如在"和"设教"的维度,构成了儒家政教秩序对待祭祀的基本主张,这也极大影响了儒者看待祭礼的主要态度。不过,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中"如在"的含义,并从"理"的超越维度和"诚"的真实维度去阐释祭祀背后的道理和依据,朱熹论证了鬼神在祭祀中"真实无妄"的存在,以此赋予儒家祭祀天理的自然正当性,而不是单纯从功能和效果的角度去宣扬"礼"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借由这样的努力,朱熹在"理"与"礼"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内在关联,从而为儒家政教秩序奠定了更为牢固的根基。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论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

最早见诸于史籍用于表述过失的术语是"眚"和"过"字。到奴隶社会,表述过失的用语出现了"不识"、"过失"和"遗忘"。到封建社会初期,又出现了"失"、"误"和"不知"。到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在法律中用于表述过失的用语更为丰富,计有"过失"、"失"、"误"、"亡失"、"误失"、"忘误"、"不觉"、"错"等。到了清末以后,则逐渐统一定型为"失"和"过失"。关于对过失犯罪的处罚,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确立了"宥过无大"的原则,到奴隶社会又确立了"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的"三宥"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惩罚过失犯罪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对涉及国家大事的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同等处罚;对危及皇室安全的过失犯罪,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要处以极刑;对于一般的过失犯罪,则比照故意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因公过失犯罪的,如在事发前主动交代,予以赦免。到了清末以后,又逐步确立了"过失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和"对业务过失罪应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