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李大钊与傅斯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述论

李大钊和傅斯年,都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二人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李大钊对傅斯年曾经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也曾积极支持;当傅斯年等人受到诬陷时,李大钊和胡适等为他们辩白,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傅斯年曾用不同的形式为其平反与正名。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傅斯年1926年底至1928年底在中山大学任教.他受命于改革之时,注意加强学科建设,重视教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己任,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山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现代史学巨擎傅斯年与陈垣的交往与情怀

傅斯年和陈垣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共同的事业和学术追求打破了年龄和学历的障碍,促进了他们的交往,深化了其间的友谊。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他们用深情厚谊和高尚品格书写了很多动人的学术佳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历程留下了闪光的背影。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

钱穆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世界文化的类型进行了考察,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精妙。钱穆的世界文化划分思想有其合理性和启示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钱穆《师友杂忆》三师事迹补正

钱穆先生早年曾有一段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的经历。有学者业已质疑钱先生晚年撰写的《师友杂忆》一书中,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存在一些不尽准确的地方。通过对钱穆的回忆录、著作及大量相关资料的梳理考辨,指出该书第七章中至少还有八处表述不清或者根本错误的文字。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