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兕相逢”新解

诗句“虎兕相逢大梦归”出自《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第二首判词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梦归。这首诗写贾元春。“虎兕相逢” ,续者论者颇多歧义 ,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说 :一、续作者高鹗以为指年月。他在续书第九十回说 :     

“自尊”?还是“自卑”呢?

我们常常听说一些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而一些旧知识分子则不肯承认这一点,他们说:“这是自尊,人都有自尊心嘛?!有自尊心不是坏事”。对,有自尊心并不是坏事。但是,他们拿什么来自尊呢?不是别的,而是那一点点知识。他们认为自己读书万卷,下笔千言,上通三代,周知万国,的确是顶刮刮,了不起。有了这一点知识,就应该高人一等,谁也不能触动他,否则就会伤及他的自尊心.而他们也就凭借这些知识,向党向国家要优厚的待遇;在他们自己人的中间也凭借这一点去争名     

“国际化”还是“全球化”?

近两年来,“国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人们一般在相同的涵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但颇负盛名的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却对此持有异议。该所高级咨询专家洛威尔·布赖恩与...     

宋词中的“相逢”情境

本文通过对宋词中相逢情境的具体分析,阐述了宋人在＂忧患意识＂笼罩下相逢后却悲从中来的特点,对文人与女子的相逢和梦中相逢两个特殊情境进行了具体分析,《鹊桥仙》词牌名和＂七夕＂节日由于它特殊的背景,其与相逢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     

是“反问”还是“设问”?

《五人墓碑记》（高中语文第二册）中有“独五人之，何也？”一句，课文注释为“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赞美”。笔者未敢苟同，认为应是设问。“反问”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确定的意思，从反面提出问题，它的答案隐含在法问之中，有间无答。如《促织》中有“死何种益？”一句即是。“设问”则是先提出问题，然后紧接着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即明知故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要确定答案。前者如“作亭者谁？山之增智俗也。”（《醉翁事记》）。后者即“独五人之椰城，何也？”它没有答案却可联系上下文，把“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     

“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

“开元通宝”(下称“开币”)多认为是唐玄宗铸钱,其实不然。清代纪昀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此钱唐初所铸,欧阳询所书。其旁微偃月形,乃进腊样时,文德皇后误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当回环读之,俗读为‘开元通宝’,以为玄宗之钱,误之甚矣。” 纪文有两点值得注意。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单线论”还是“复线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时间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所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单线论”。这种“单线论”把人类社会复杂的历史过程看作是:原始社会     

是“旗手”,还是祸首?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影片《创业》的光辉批示中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文艺革命灿烂前程,为我们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剥掉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披在自己身上的那张“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使人们看清了她根本不是什么“文艺革命旗手”,而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的罪魁祸首。     

“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

“领袖” 一词,究竟是复数还是单数?我以为要看具体语言环境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胡志明、铁托、金日成等领导人,人们在习惯上都称为“领袖”。他们都是本国最高的领导人,很受人民的爱戴。这是人们形成领袖是指个人的原因之一。 从俄语“领袖”()一词看,辞典与教材里都讲是阳性名词,单数,用法上常与“伟大的”()一词连用,指单个人。句子中,通常都是“伟大的领袖斯大林”、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周期性高涨，许多人认为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但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观察，美国这十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史无前例。这次周期性繁荣是由利润率上升所引导的投资高涨直接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逐渐加速和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扩大了利润份额，资本生产率的上升则抑制了资本构成的迅速提高，这是导致利润率增长的直接原因。对股市泡沫、债务消费及国外资金流入的依赖也反映了此次经济繁荣的某些特点和脆弱性。但90年代美国的经济高涨还有其深层的经济背景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加速；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关国资本在压低劳动价格、控制通货膨胀和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的实力地位；经济关系的若干重要变化则为投资率的上升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这些因素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发挥作用，因而美国90年代的经济高涨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长波的开始。     

是“会话含义”还是“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格赖斯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它的理解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该理论本身的准确把握.它的汉语对应语本来应当是“会话含意”,但许多学者却错误地把它译为“会话含义”,这对语言学入门者来说是误导.“含义”和“含意”的意思是大不一样的:前者仅指词语等所包含的意思,后者则是指话语或话语中的词语的暗含意义;前者所表示的内容具有客观性,而后者则是言外之意,具有主观性;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内在的、静止的、封闭的,而后者所指的内容则是在受话人理解过程中生成的,是外在的、动态的、可延伸的.因此,implicature与“含意”的含义不谋而合.     

人与自然:“中心论”还是“主体论”?

本文通过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原因的揭示,分析和批评了两者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佯谬。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主体主义”的新观点。     

是“白虎为害”还是巴人起义?

《华阳国志·巴志》有一则“白虎为害”的记载,文字堪称质朴,并无荒诞神奇的描述,似应属于信史;但仔细读去,却令人感到疑窦丛生,前后不相连属。探寻其线索,发觉其中掩藏着一段巴人起义的重要史迹,原文是: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     

“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

安金藏因剖腹保护唐睿宗而闻名,被写入两《唐书·忠义传》.关于长寿二年(693)安金藏剖腹时的身份,《旧唐书》称其“为太常工人”.安金藏以何种技能入太常工籍,史籍无载.安金藏为粟特后裔,其父为“陆胡州大首领”安菩.由于九姓胡善歌舞,一些学者怀疑安金藏是乐舞工人.本文根据元稹文集,指出安金藏在太常寺的身份是“医匠”,准确而言,即医工.粟特首领安善之子安金藏任太常医工一事,丰富了我们对粟特后裔进入唐官府机构途径的认识.除乐舞、经商、养马、语言等技能外,粟特后裔的医学才能也值得重视.而正因为安金藏精通医学,他才能剖腹不死,并得以寿终.在粟特史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粟特医学水平及粟特医学与唐医学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道德规范的本质维度:“器”还是“道”?

一、问题的缘起道德规范现象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使得关于道德规范的研究成为伦理学的重要内容。道德规范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形态,从远古的图腾、禁忌、习俗等萌芽形态,到礼仪节文、箴言格言这些初级形态,再到行为准则、义务、责任、良心等这些自觉形态。经历了一种历史性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越来越从外在约束走向内在觉知,越来越从精神它律走向精神自律。原因是社会生活领域越来越分化,历史理性精神越来越强,原来由外在道德规范约束的社会日常生活行为随着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规整化,就越来越多地被交给法律规范去约束或成为现…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是“黑线专政”,还是红线主导?

人们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野心家,曾经以文艺问题为舞台,演出过一幕互相吹捧的丑剧。正是在这幕丑剧中,江青凶相毕露地叫嚷:“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于是,“黑线专政”论,便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其病毒散布到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部门,严重毒害着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国家。在林彪和“四人帮”这伙惯于颠倒黑白的阴谋家看来,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无处不“黑”,只有“彻底砸烂”、“改朝换代”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和“四人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放出的第一枪,现在是到了予以彻底清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