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与蒙古的马市分析

从古到今,经济贸易是不分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遵循市场规律才能达到交易目的。古代北方民族和中原地区的市场交易也是围绕着尽量接近与当初的基本消费生活的定价标准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蒙古和明清的经济交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历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市场交换的价值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重。明清时期的蒙古族牲畜（北方民族主要市场交易物品）的交易双方都有互利,呈双赢的趋势,刺激蒙古游牧经济的同时也增加了民族文化交流。     

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虽未中断,但并没有立刻形成高峰。只是到了永乐时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下才出现传播兴盛的局面。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

明朝建国前后,倭寇大举入侵中国沿海,环渤海地区成为重灾区,直到永乐时期仍很严重。朱棣迁都北京后,环渤海地区海防地位凸显。为加强京畿海防,他采取各种措施,如敦促地方将士积极防御,派遣舟师巡海,命令海运将士剿倭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尤以望海埚一战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还在洪武海防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海防机构、设施,在渤海内部、地近京畿地区陆续添设了诸多卫所,并设置了海防营和备倭都司、备倭总兵官等,初步建立起区域协同作战体制,对后世海防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西域诸“地面”的关系

明初西域除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两个势力强大的帝国外,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地面”,学界对诸“地面”则鲜有涉猎.洪武永乐时期,与明朝关系相对密切的当是在东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土鲁番、哈刺火州、柳城和于阗等.这一时期,瓦刺进入西域,并与东察合台汗国展开了角逐,瓦剌在西域地区的兴衰变化不仅对当时西域局势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以后西域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论明朝西域朝贡贸易政策的得失

明初统治者在"顺性而抚"、"以诚相待"观念指导下,在西域地区实行了"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政策。在明朝中央政府主导之下,明初西域朝贡贸易规模庞大。为了保证朝贡贸易有效进行,明朝中央政府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有明一代,西域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是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     

南北朝时期朝贡关系对高句丽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南朝、北朝双方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大密度的朝贡往来,不仅使高句丽与南、北朝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而且也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这对促进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大同马市贸易简述

大同地处中原边陲,为明之边防重镇,尤受统治阶层重视。随着明朝与蒙古鞑靼部战事的平息,边境趋于安宁,蒙汉两族人民要求互市的愿望日益强烈,在官员的提议及政府的作为下,大同边贸互市兴起并逐渐走向繁盛。本文以明代大同马市为线索,从明初边防概况及明政府的边贸政策、与明中期马市开放及贸易盛况、再到朝贡贸易对大同马市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出发,详细叙述明代大同马市发展概况。     

明代满蒙市场需求及文化、社会组织的相同特点

明代满族和蒙古族有共同的市场需求,与中原汉族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是他们的相同目的。满、蒙两族主要用畜产品、渔猎产品、土特产品交换中原汉族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明代满族和蒙古族人民不仅有很多相同的习俗爱好,而且萨满文化也有许多相同特点。至于满、蒙社会组织的相同特点是人与人、户与户之间的关系,是地缘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     

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明中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日益冲击着明王朝的专卖政策和官府工业，使被官府切断的各主要手工业品与市场的联系避渐恢复和加强，如此迫使明廷不得不改变其工商业政策，变官府控制为依赖商人和民营手工业，并加大对工商业的征收。这样到明后期，商人日益活跃并成为社会主要产品交易的主角，民营手工业也取官府工业而代之，明政府的工商业税收也随之货币化并成为其收入的最主要利源。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

本文分析了明代官营茶马互市哀亡的原因,指出其衰亡的根本原因是明政府没有协调好番族、茶农、商人和国家之间的利益,最终导致明代茶马互市的衰亡.即使作为现代国家,在管理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和国防事业时,也要协调好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明中后期蒙古族文化教育的恢复发展

自蒙元帝国崩溃其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后,蒙古族除部分留居于中原境内,大部分复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明代前半期,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因遭受重创处于停滞甚至衰落状态;明代中后期,达延汗即位之后,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逐渐恢复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寺院教育、著作翻译、文学艺术、历史文献、法律宝典、建筑、医学、天文学等许多方面。影响蒙古族文化教育活动恢复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威德兼施的政治文化、贯元通明的儒家文化、多封众建的宗教文化和亦农亦牧的经济文化。     

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

作为专通日本的惟一港口,再加上拥有比较发达的江浙皖地区作为经济腹地,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文章着重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的这一重要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指出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嘉靖"大倭乱".     

试论清代的例对明代的例之继承

例是明清时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代的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的例,但在语言、编纂、规定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明清律例条文、注释的考证与比较,揭示了明清例之间的继承关系。     

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

明代甘南藏区聚居着众多的番族，他们多次入京朝贡，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还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和甘南藏、汉文化的发展，因此朝贡对甘南藏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