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双重革命.胡适"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并取得显著成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找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起点.因此才有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觉悟,并使其坚信白话文学是大势所趋.但语言工具只是"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胡适的"语言工具论"限制了他的现代语言观,究竟如何推进白话文学,胡适只能从文学史上找根源,再就是不断地"尝试"白话文写作.     

胡适白话文理论新评--从胡适与"学衡派"的分野入手

语言是胡适与学衡派分野的开始,也是其分歧的基础,他们在理论主张和文化实践上的歧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寻根源.梅光迪坚守文言与胡适选择白话都基于对语言的某种误解,他们都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上讨论五四白话文的,而五四白话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也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性与传统

本文考察了现代白话作为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对传统性的继承借鉴为个案来揭示现代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文章认为,胡适以传统白话为主体重建了现代白话系统,其理论促进了文言词汇及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化。“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中断传统文化,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

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开风气之先,成为我国摆脱封建旧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开山宗师,享有盛誉。然而,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探讨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发现胡适的翻译活动是其文学创作的先导,是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工具,从而阐明翻译的社会目的性。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

中国白话文真正的现代起点在鲁迅。胡适认同邻于口语的“声音中心”的传统白话 ,鲁迅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为充满张力的现代个性化的“文字场”。带欧化色彩的“文字场” 与传统“声音场”对峙、冲突,衍生出老舍、沈从文等语言大师,也产生了赵树理式的单音 调的权力话语。80～90年代的叙事言语方式中产生了新的欧化文字场。现代白话拓展了叙事 空间,引发一系列叙事言语方式的嬗变。以接受机制论,现代白话的必然取向是从偏重于单 向传播走向共同参与建构。     

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保天战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冲突;一是胡适等人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政治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两件大事也在阶级论的目光下获得了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解释。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而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目光看取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到,它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面临严重威胁时进行的两场保卫战。鲁迅和胡适在不同的战场上,却共同守护着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质疑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过程,而语言亦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能力。自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实验科学的一百多年历史里,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诞生的心理语言学领域,这更是核心问题之一。因此,就这一问题心理学界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思想和学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1)以华生(J.B.Watson)为代表的思维等同于语言论,即认为思维就是无声的言语行为;(2)萨丕尔(E.Sapir)等人的语言决定思维论,即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决定了该民族感知客观世界的方面,进而决定了其认知方式;(3)与之相对的是皮亚杰(J.Piaget)的思维决定语言论,他认为思维的范畴(逻辑运算水平)决定了语言的范畴;(4)以前苏联学者为代表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的理论。华生及萨丕尔的理论有其理论基础上的缺陷,目前心理学界持之者甚少;皮亚杰的理论也因其片面性而受到抨击。在当代我国心理学界,为相当多学者所赞同的则是思维与语言关系的工具论(以下简“工具论”)。     

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

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形成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人类思想的语言论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反思。在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现象学的意义经验描述、阐释学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的句法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等各种新方法的实践,人文科学方法论在语言哲学的引导下基本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多种学理路径和阐释技术。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胡适与美国意象派:被叙述出来的影响

大多研究者相信新文学运动中的胡适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巨大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追溯影响说的起源,指出这种影响性关系实际上是在某种相似性上被想象和叙述出来的;也考察胡适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阐发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说明胡适的"八不主义"和新诗建设理论,是他立足于汉语文学语境,运用开放的眼光所提出来的旨在解决中国文学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案。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说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由于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奇妙的内在心灵契合,施蛰存对该学说情有独钟并大胆地用它来独辟文学创作“新的路径”。施氏对精神分析的接纳主要表现在:用潜意识理论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用人格层次说进行二重人格的塑造、用爱欲与文明说阐释了人与文明的悲剧性对立。施氏的这一探索赋予了他的小说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文学史意义。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