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

20世纪晚期复兴的协商性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重新强调了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的政治义务伦理,同时巧妙地避开了大众直接选举的乌托邦色彩,把自己建立在近代以来的宪政法治体制中,实现了民主理论新的超越,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

在卢梭的规范主义和韦伯的经验主义的对立与两次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中,民主合法性的内涵渐渐明晰起来。民主的合法性包含了在规范维度上论证民主普遍可欲性的核心价值和在经验维度上承载着民主基本可行性的原则性程序,这两点的耦合形塑了人们对民主的认同和信赖。新兴的民主国家只有建立稳固的民主双重合法性,才能破解民主衰弱和民主化回潮的困局。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检视——以城市垃圾焚烧选址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是证成行政决策合法性有效路径;协商民主程序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程序性保障;预防原则为补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法理支撑.     

协商民主涵义在中西方的比较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吸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协商民主制度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协商民主概念的论述,理清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所应该具备的要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精华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基础性意义的。     

西方共和主义复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的复兴被视为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意外事件＂,以自由主义批评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共和主义,在坚持传统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等议题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从政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两个视角来分析现代共和主义的主要内涵,从中汲取有益要素,相应调动我国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合法性: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

民主巩固是一个持续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民主巩固,必须充分重视民主合法性。本文首先界定了民主巩固和民主合法性的概念,指出民主合法性之所以被认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是基于以下考虑：民主合法性是民主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路径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可激活宪政体制内的协商民主资源。在现行宪制框架内进行法治整合,将政治协商制度与相关政治制度有机衔接,是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必然之路。但是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与制度衔接不畅、基层组织不健全和纵向系统不完善、代表性偏低与实效性不足、协商内容不确定与协商程序不规范等法治障碍。应当明确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加强多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并且健全基层政协组织机构,优化政协委员的代表机制以及规范政协参与的程序性机制,以期在人民政协的体制框架内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哈贝马斯与政治合法性

其他当代政治哲学家主要关心正义问题,与其不同,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中合法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政治合法性,一个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另一个方面是国国家的合法性,而两者的合法性都来自人民的同意     

从协商政治到协商民主——基于政治发展维度的思考

基于政治发展的维度,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协商政治传统和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既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本土资源,同时也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更可能走协商民主先于选举民主,前者带动后者,从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事实上,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当前中国还处在从协商政治向协商民主的过渡阶段。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的演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演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政绩一直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政治合法性是特定支持,即让特定群体受益,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自胡锦涛同志执政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强调政绩的同时,追求政治制度本身的价值,以期实现对政绩和价值的统合,这将是长期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

代议制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相反,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正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协商民主可能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不同领域: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这三个领域内的协商民主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运作方式.而且,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模式.因此,各个国家与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地创建协商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