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从"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手。本文分析了广州2000年以来劳动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变动走势,对广州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比较,以期找出当前广州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经济增长:一种从收入分配角度的解释--兼论中国改革20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方面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引起消费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储蓄,提高了投资需求。但若使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落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呈倒U曲线演进。     

经济转型中的城镇居民收入问题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经济转型给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一是收入大幅度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二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三是滋生了灰色收入,分配显现出不公.根据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经济增长会促进居民收入增加,而收入差距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经历.“先富”政策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提倡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消灭平均主义.制度设计的非合理性及制度的死角,滋生了灰色收入,有失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路径选择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其次是要加大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力度,最后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论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改革路径

由于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分配不合理加剧,利用非市场的因素攫取财富引起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在失业量较大和工资增长率较低情况下拉动内需始终无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实施更为高效公平的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焦点.对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断提升,期待政府对于初次分配不再是"零参与",应该对在分配领域里纠正市场失灵承担责任;应该执政透明;应该优化市场分配的外在制度,如改革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等;尽快实施分享工资制等新的报酬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里着手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最终要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建立收入消费的健康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回顾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各个群体的人均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日趋严重.30年来改革开放的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下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的确时促进经济增长、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是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促进效率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富裕中的贫穷”——重温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并没有呈现出库兹涅茨"倒U曲线"所展现的情况,反而日趋恶化。这种情况说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均等化无关,甚至是负相关。而新剑桥学派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基于此,应从经济制度入手,按照"罗尔斯标准"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初始配置。     

"拉美失衡"及给目前中国的启示

拉美收入分配公平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偏低、就业容量狭小及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手段的低效率.而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状况既有"拉美特色"又具自身特点.因此中国必须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汲取经验及从"拉美失衡"中吸取教训,制定并实施符合中国现阶段特点的收入分配公平制度和政策、措施.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措施及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国强民富.该计划以解决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收入之间、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与内需严重不足等诸多不平衡增长问题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为背景,通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转型,达到了强国与富民协调发展的目的.如何使普通劳动者同步享受"国富"带来的"民富",参考、借鉴日本方面的成功做法,对提高我国普通国民收入,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体化互动关系——一个初步的现代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围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主题 ,在对“分配 -增长”传统分析框架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 ,从双向动态的全新视角探讨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初步提出了一个以“一体化互动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分配 -增长”现代分析框架 ;并着重指出分析与增长之间内在的、积极的、相互促进型的互动关系、基本内涵及其必备的制度和结构条件 ;论文最后结合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状况 ,指出了重建中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体化互动关系”的制度与政策含义。     

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适度水平判定及其偏离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适度可以通过储蓄率、需求结构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条途径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可知·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与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适度收入差距水平.收入差距对最适度差距水平的任何方向偏离,都会抑制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高于最适度水平,政府应采取措施使我国的收入差距趋近于最适度水平,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转型期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新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意图需要在区域层面上得到贯彻落实。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调整等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应坚持合理化与高级化导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投资消费结构调整应坚持促进消费导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区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应坚持人本导向,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协调发展导向,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新探

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分为收入分配方式和收入分配实现模式两个层次.收入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但要通过一定的具体形式来实现,这种形式就是收入分配实现模式.收入分配实现模式的选择,要体现一定分配方式的本质要求并和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实现模式或以分配模式在现阶段不能实现为由否定按劳分配方式的存在都是错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不是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它们的结合不是简单机械的"拼装",而是在保持各自本质的基础上,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做出适应对方的调整和变化,从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嵌套"的有机统一体.     

探析国民收入三次分配中的公平取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出现高增长和矛盾凸显两个鲜明的特征,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分配不公的状况是多年历史综合原因形成的:第一次分配注重在效率优先中维护公平竞争,第二次分配注重在财税改革中实现相对公平,第三次分配注重在捐赠回报中推进社会公平.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行动,体现社会的一种慈善文化和捐赠文化.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三点式"社会分配新格局.     

业界新观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以房产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房地产税的改革方向应当肯定,它对于中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过低、地方税体系不成型、国民经济中房地产调控需要体现治本水准、收入分配需有效抑制差距扩大四个突出问题,将产生不可忽视的正面效应。在"双轨统筹"框架下,房地产税不仅使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提高健康度和可持续性,还会在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方面施加再分配的优化调节。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我国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新论

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需为收入分配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新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和后果,结合著名的"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论述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并探讨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对策措施.     

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测算与方案模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资本收入份额的显著提高密不可分,评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适时进行课税调整刻不容缓。基于CHFS2013数据,采用修正的MT指数和效应分解方法,对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整体收入调节效果甚微,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税阶层累退性十分明显;同时,基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趋势,结合14种课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模拟,选择将个人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财产转让收入一同与劳动收入纳入"大综合"范畴,将财产租赁收入放在"小分类"类别的半综合征税模式,可作为中国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优化选择。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配作为从生产到消费的中介环节,包含着生产与分配的关系,而这一关系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最终又演化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学的演进中,早期的经济学家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增长如何决定收入分配,而进入现代,经济学家对这一关系的研究重点转到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呈现这种历史演进趋势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从生产时代进入消费时代。然而现实显示的情形更为复杂,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考察,我国目前呈现出来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其症结在于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缩小分配差距,以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效作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