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思维

关于文艺创作的标准,毛泽东是主张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却更注重"诗意",即诗词的艺术性。毛泽东诗词大都善于处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能够做到情景交融,大小相通,古今映衬,构成富有魅力的诗歌境界,具有沁人心脾的审美效果。在审美倾向上,毛泽东诗词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这表现在一些作品在雄视千古的同时,止于"今胜昔"的陶醉,而较少对已有成就的审视和对不足之处的自省。就语言的角度说,毛泽东诗词所提供的主要是古典美,而不是现代美。     

论古典诗歌注释的引证原则及其互文意义

引证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它为李善<文选注>所开创,被历代继承并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注释传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适应了诗歌语言的"祖述"本质,亦因此决定了其特点和原则.西方盛行的互文理论是引证的方法论基础,但中国古代<文心雕龙>及一些诗派已经叙述或暗示了这一理论意义.     

笔底传情 诗中见性——从毛泽东诗词看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

毛泽东诗词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精品。郭沫若尊其为“泰山北斗”,柳亚子称之日“雄奇瑰丽”。毛泽东诗词成集公开出版后,注家蜂起。遗憾的是许多种版本的注释,在涉及诗词中有关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时,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只强调阶级性而抹煞其人性。诸如“崇高境界”、“豪迈气概”等几乎成了注释每首诗的公式。诗词中即使有明显抒情见性之处,也笼统地抽象地概括为“革命豪情”。这样,不仅损害了毛泽东诗词的原意,而且模糊了它的富有个性的风格特色。古今中外,凡是成功的诗作,必定是有真感情、真性情的诗。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不仅说明诗歌是人类历史上不平者的呼唤,反抗者的呐喊;而且揭示出诗歌     

毛泽东的诗歌主张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创作了第一流 的诗词作品,而且用他的创作实践,总结出 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诗歌主张,这些诗歌主 张,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诗词作品和创作诗歌作品,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罗伯特·白英与毛泽东诗人形象的海外传播

罗伯特·白英自1946年延安之行后即开始毛泽东诗词的译介,堪称英语世界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40-1970年代,他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文本形式建构和传播毛泽东诗人形象,包括中国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记作品等。在白英跨文化写作中,通过三次见到毛泽东的个人印象、毛泽东诗歌涂鸦轶事以及诗集《风尘集》手稿之说等,勾勒出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兼具的学者气质和诗人形象。白英1947年编译出版的中国诗选《小白驹》已收录《沁园春·雪》;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上甫一刊出,白英即悉数译出并撰写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诗》,发表于英美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和《谷山杂志》;还在两部毛泽东传记作品中开辟专章凸显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形象。白英的毛泽东诗词阐释着重发掘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在诗歌题材与意象、诗歌主题内涵、诗歌表现技巧上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等。白英借由毛泽东诗词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其价值和意义值得重视。     

诗词创新的本源——断裂与新生实践与观念

白话文运动后,新诗替代旧体诗词,"自由诗"近百年来一直在诗体建设的困境中挣扎,分析中国诗歌特质,重新审视民族诗歌发展的可能性是必要而必须的;旧体诗词被国外誉为"中国诗形",其现代转型将为中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提供可行的美学路径;创作观念的革命是诗词创新的"瓶颈",实践是诗词创新的本源,参与社会转型、价值重塑的"新人"是诗词创新的主力.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性传统,已为人普遍接受,中国诗歌的交际性传统同样值得重视.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功能源远流长,创作者众多,涵盖题材广泛,作品数量极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既与诗歌本身即含有多重(包括交际)属性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俗文化有关,更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制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为中国古人提供了更为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也倒逼着人们不断翻新出奇,创作出更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经过了圣人的删纂，便具有了可供深层阐述的微言大义，随之被赋予经的地位。经过历代的读解，《诗经》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甚至对它的解读已构成了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的审美趣味

一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整个说来是古典的。古典的即是传统的。首先毛泽东的审美鉴赏集中指向古代传统艺术,据为他管理图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读过的中国古代诗、词、曲、赋大约有1590首(篇),包括《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西晋南北朝、唐末金元明清历朝作品,涉及诗人429位。这是仅据有圈划批注符号者来统计的,“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究竟有多少,一时很难统计”。他虽然不主张在青年中提倡旧诗,但坚信旧诗一万年也打不倒。直到晚     

准确传承毛泽东诗词的表达意义——互文性理论应用研究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许多优秀诗歌。迄今为止,他的一些诗歌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流传,其中英译本有十几种。本文将从互文性理论角度对毛泽东诗词英译文本进行研究。     

毛泽东诗词鉴赏（修订本）

《毛泽东诗词鉴赏》主编臧克家为我国著名作家、杰出诗人;副主编蔡清富曾任中国毛泽东诗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副主编李捷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险”:古代诗歌创作的另类之美

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概念,受到历代文人青睐,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险"概念在古代诗歌创作中的渗透,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辞险、意险和韵险。就中国古典美学而言,"险"概念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古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于诗歌创作和鉴赏方面的审美情趣。     

“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毛泽东与臧克家

毛泽东与臧克家的关系,不只是伟大领袖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是亲密的诗友：应《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请求,毛泽东在《诗刊》创刊号上集中发表自己的18首诗词,社会影响巨大;共同切磋诗艺,一个坦陈己见,一个从善如流;共同探研诗歌理论,为建设民族化的诗歌而努力;臧克家为宣传、讲解毛泽东诗词,作出了突出成绩,获得社会好评。     

毛泽东诗词中党的伟大精神研究述评

党的伟大精神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内涵。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针对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党的伟大精神研究成果颇丰。这里对毛泽东诗词中党的伟大精神进行分析、梳理与归纳,以期为后续毛泽东诗词的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和方法启迪。     

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从毛泽东诗词看我国诗歌发展的愿景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诗人,他在革命实践中写下的诗篇,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诗歌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今天,借鉴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是我国诗歌从形式、内容和创作态度上重新革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重要出路。     

古代审美的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

休闲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诗词创作是古代文人理想的审美体验方式.休闲之为理想在于进入了人类的自在生命领域,创作之为审美理想在于进入了生命的自由体验状态.两者有着共同的心理前提与审美指向.休闲带给人自由体验,审美是体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词创作成为古人理想的审美实践,"闲"也作为重要的审美元素拓展了诗词的审美空间.因此,我们在"哀怨起骚人"、"愤怒出诗人"之外,更应关注古代休闲文化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关注审美的休闲文化对人性生态建构的意义.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