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对比分析 ,文章认为 ,2 0世纪初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新史学思潮 ,有其特定的综合价值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系统的史学主张 ,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把秦至清之间的政治体制称为“专制政治”是民国至今许多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重要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民国成立后,该观念作为合法、权威历史知识嵌入到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被广泛学习与传播,逐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自民国以来建构的观念,不但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理性反思.     

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它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日本社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思想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史观”。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历史教科书为突破口，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定论，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宣扬“皇国史观”，为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扫除障碍。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

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其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主要社会根源是：日本政界的严重右倾化,日本社会和媒体的保守化,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其修改教科书的实质是：宣扬新国家主义,为右翼势力张目；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向国民灌输皇国史现,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服务。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德法、德波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启示

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以自愿、自律为原则,公正、客观地理解历史,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人士三个角度,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开展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总结德法、德波两个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交流模式的实效及意义——消除战争加害国与被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改善加害国教科书内扭曲的历史认识,以及双方教科书中不利于发展相互友好关系的内容,形成政府主导但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     

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

清季,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线性历史观的凸显,就是特色之一。线性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如历史分期中的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单线的历史因果论、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目的论,等等。探讨线性历史观何以呈现于教科书,固然离不开其时西学笼罩的整体学术氛围,离不开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之历史观念的影响和中国"新史学"运动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金毓黻与《东北通史》

《东北通史》是研究中国东北史的重要著作。金毓黻希望通过其研究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金毓黻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系统搜集、编纂东北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受新史学的影响,《东北通史》体现出一种与传统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式。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中的甲午战争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甲午战争的叙述,经历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通过研读、比勘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过程、战败原因以及战争影响等方面的叙述,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通国民从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如此,既与民国时期时局变动有关,也与史学研究进展及教科书编写日渐成熟、规范密切相关。     

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

都市风情词是柳词的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其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内容,这类作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实际上,这类作品所歌颂的,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或某个地方大员的功德,同时也是一个承平而富庶的时代。其所歌之功与所颂之德是有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的。这类作品对北宋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与节令风物的描写,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也谈历史教育研究——兼谈一种大历史教育观

李建先生《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一文高屋建瓴,议论周密,对推进中国古代历史教育 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某些论述似乎意有未尽,因就所论略加引中和补充,提出"大历史教育"概念,包括狭 义的历史教育和史学教育两个方面。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应该围绕此两大主题展开。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刍议

“新历史小说”力求保持历史的原生态,而不再成为教科书的知识补注。“新历史小说”突破了过去单调划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当代人性进行总体性观照。“新历史小说”作家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不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