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及英国对华鸦片政策的确立

鸦片是危害近代中国人的一大毒瘤,而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则是这一毒品的保护伞。本文通过分析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情况,英国政府对鸦片走私认识的转变过程,以及鸦片贸易对英印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从英国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确立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因此就从侧面说明,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起了主要作用,应负主要责任。     

近代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初探

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指鸦片作为商品经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特定监管机构海关许可 ,列入正常贸易货单并征收一定比例关税的国际贸易行为。发生在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演变过程漫长而曲折 ,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湖南军阀与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却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文着重阐述了湖南军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苛征烟税，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简论近代上海地区的鸦片烟毒危害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通过海关、走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人民陷入鸦片烟的毒雾之中，而上海地区的人民尤首受其害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中葡北京条约

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 ,谋求在香港实行鸦片税厘并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鸦片贸易利益 ,以葡萄牙在澳门同时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为条件。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为扩大其控制的中国海关的权力 ,顺应葡萄牙欲使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侵略要求 ,从中斡旋 ,促成中葡北京条约的签订。该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是“合法”的 ,为葡萄牙占领澳门提供了 4 0年的条约依据。     

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化的一种理性诠释

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在行政上取得了合法化,但是在学术、社会和法律上的合法化才起步,结果使得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和学科地位出现了某些危机。我认为,对合法化、学科合法化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性解析,并从四个维度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化进行新的重构,将有助于确立高等教育学在总学科圈中的学科合法化地位。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

鸦片战争是1840年英国政府为推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起点。不甘受辱的中国人民,自觉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     

影响性案件的合法化论证——线形模式与环形模式的对比分析

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都是一种线形的合法化论证进路,其分别适用于简单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但这种论证进路(线形合法化论证模式)在一些影响性案件中却出现了合法化危机。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是消解影响性案件合法化危机的一种有益探索,它强调论证过程双向互动的环形特征。沟通合法化推理进路是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其通过法官的沟通性推理(方法)来完成。为了避免环形合法化论证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陷,法官应该在合法性框架内进行论证。     

近代对华鸦片贸易的再审视:以西方文献为视角

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通过对华贸易等方式不断向中国输入鸦片,对近代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Adam Matthew系列数据库为理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和新的视角。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国内舆论对是否应当对华输入鸦片颇有争议,相当部分人士认为鸦片贸易会阻碍其他合法产业的正常贸易,并会导致贸易逆差和中国白银的外流,从而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主要通过对鸦片贸易事实的叙述和道德谴责来反对鸦片贸易,并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参与禁止鸦片的运动。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在近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讨论和思考在很多方面能够为现有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评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一是哈贝马斯和米利班德等人对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全面研究;另一个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研究。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全面系统阐述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下面,笔者结合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的论述来简要评述他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中英关系与中国社会发展思想探讨

马克思提出,英国对中国的工业品出口由于种种原因将十分困难,鸦片贸易是一种比奴隶贸易更严重的祸害。英国的鸦片贸易和大炮将中国人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使他们产生了革命斗争的热情;它将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中国实现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促进中国旧制度的灭亡;中国的社会发展在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     

郭嵩焘禁烟思想述论

郭嵩焘禁烟思想产生于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并随着他身与中英交涉及乡居办教育等经历而不断深化的。国内朝野官绅的禁烟要求和英国一些正义之士的禁烟宣传是促其禁烟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外因。郭氏认为,清政府应严禁鸦片,于内先禁鸦片种食,于外积极交涉洋药税厘并征;他力主中英联合禁止鸦片贸易;乡居期间主张禁烟馆以整顿人心风俗。郭氏的思想与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对清廷禁烟政策及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近代禁烟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维度

现代政治视域中的合法性关涉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应当服从的"合理的个人主义"的理性原则,而实践理性的基本机制是主客体间互为"扬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核心命题是政治主客体之间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的理性证成。一方面,政治主客体的客观地位需要通过政党政治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性进行"解释"而证成;另一方面,主客体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需要通过对经验中的合法化范式进行逻辑的"改造"证成其正当性。     

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活动

广州湾是法国在东亚鸦片贸易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有名无实的"自由港"制度下,鸦片贸易实为鸦片走私;随着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政府的鸦片专控方式从专营转变为专卖,鸦片走私逐步从商贾走私走向官方走私。官方的长期隐性或直接的参与是广州湾毒品走私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毒品走私严重地扭曲了广州湾的经济体系,也是法国在东亚殖民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教育公正:教育政策制定的伦理学思考

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正原则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教育公正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伦理底线,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是公共教育政策制定的首要价值选择。为此,教育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增强民主参与程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教育政策合法化程序与机制。     

马克思论中英贸易

马克思指出中英贸易有三个特点：一是鸦片贸易不断增长，二是除鸦片贸易外，中国在中英贸易中总是占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不断增长，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向中国输出工业品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实质，就在于贸易的骤增，接着就是贸易的骤减。为何中英贸易会出现三个明显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影响中英贸易的主要因素有鸦片；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对华战争；中国境内的纷乱。英中贸易的性质发生了三种不同的变化，即一般的互市贸易；侵略性与反侵略性；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现在每年世界上有很多人希望以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安乐死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目前在我国安乐死也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安乐死的合法化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生命权的尊重,实现安乐死合法化,也可以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属负担,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