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农民工信仰基督教的调查与思考——以合肥市为例

农民工信仰基督教是一个并不鲜见的社会现象。从融入城市生活的角度思考,农民工信仰基督教既有一些积极作用,也有严重的消极作用。高校通过深入调研和反思,提高青年教师和学生对农民工信仰基督教现象的思想认识,并自觉抵制;同时积极协助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遏制和消除农民工信仰基督教的消极作用,为安徽文化强省建设服务。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信仰方式与乡村社会规则的构成——以广东某村的信仰关系为例

借鉴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围绕宗教信仰与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与基层公共权威、村内认同机制与村落政治等几个层面的交往展开讨论。对广东某村庄社会资源及其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信仰行动者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往往能够调动其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不同资源之间的转换。与此相应,不同信仰方式中的资源和规则的整合关系,也会建构不同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信仰方式及其信仰结构内资源和规则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形式,最终会使那种超越乡村宗族利益、宗教信仰关系之上的公共规则难以构成。     

宗族离散、治权弱化与农民集体上访——以赣北S镇为考察对象

农民发动集体上访需承担组织成本和政治成本。笔者考察S镇农民集体上访后发现,在南方农村,农民具有较强的家族观念,集体上访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农民发动集体上访较为容易。在现代性冲击下,宗族离散、房头崛起成为主导性的上访力量。而乡村体制改革使乡村治权弱化,失去对集体访、缠访、闹访者的治理能力,导致农民上访的政治成本几近于无,客观上充当了农民集体上访的催化剂。宗族作为农民价值认同单位在短时期内很难被改变,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结合起来,是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上访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关键。     

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族谱为主要资料考察徽州的内神（有血缘关系的祖神）和外神（无血缘关系的神灵）,分析宗族的不同信仰态度,揭示宗族以外神服务内神的宗旨及其礼法的最终目的。     

民国时期东北教会教育权回收始末——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东北地区兴学传教,侵犯教育主权。东北当局从民国初年即逐渐采取措施,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管理,于20世纪20年代初步完成了对教会教育权的回收。     

19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和需要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则认为众生平等,人类没有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世界的权利。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人与自然或生态的和谐统一。     

族内过继与宗族维系——以清末民国“地良十八家”龙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民间文书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即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地良十八家"龙氏宗族为个案,通过对其见存过继文书的解读,考察清末民国族内过继的程序,得出继嗣确立时遵循血缘优先、长子不出继、族戚为证、财产补偿四大原则,并简要探讨族内过继对宗族维系的积极作用。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基督教在晋南农村盛行的实证研究——以晋南A村为例

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比较盛行。以晋南A村为个案对这一现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农村社区居民信仰基督教有理性认识,努力挖掘村民信仰宗教的社会意义,引导居民正确信仰宗教,避免宗教的负功能,努力建设和谐的农村社区。     

清前期乡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而著称的国家,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被视为国家安宁的前提,作为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中央王朝不可能事无巨细,一切通览,而必须向地方分权、授权。一方面通过里甲、保甲对乡村基层社会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又仰赖于宗族与乡绅阶层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从而达到"官民相得","民助官治"的效果,共同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空间、时间与基督教的中国处境 ———以《圣山下的十字架》为中心

数年之前,道风书社曾经推出过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年)。这种田野调查报告式的研究成果在那个以神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为主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系列中显得颇为异类,而这也显示了以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香港的相关研究机构的眼光和承担。事实上,在本书推出之后,道风书社于最近又推出了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2006年)。据说,道风书社还有继续推出实证性研究报告的计划,而《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也计划于2007年推出一期“实证性基督教…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浅析基督教在农村发展的原因及影响——以M村基督教现状为例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在我国农村地区基督教的发展最为明显。本文选取Y县M村的基督教堂作为范例,以点到面,研究和分析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现状、原因及其影响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以福建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中,基督教传教士的倡导之功不可否认.在与中国人长期的接触中,来福建的传教士对缠足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身体力行地开展反缠足运动.厦门天足会的成立,开中国近代天足运动风气之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传教士在天足宣传上的泛宗教化倾向,使许多基督徒在抛弃裹脚布的同时,也注定了其天足运动最终要走向失败.     

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