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法”修改的利益之争

经过两次审议后，《社会保险法（草案）》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如何提高统筹层次、养老保险的接续转移以及社保基金监管三方面。而这三方面问题则与各方利益存在争议不无关系。     

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我国正处在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引发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面对渐变的社会、激荡的时代和严峻的考验,如何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利益调整机制,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谐的本质在于化解矛盾与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利益平衡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完善利益平衡机制。     

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

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能为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准则。知识产权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在一切私法均应纳入民法典的诉求下,私法基本原则往往由民法典予以确定,称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是一切私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应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产生、权利行使以及保护。     

英美契约法上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之比较

本文建立在分析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概念的基础上,对信赖利益的适用性进行了更为合理的理解。此后,文章指出这一概念既指在合同成立以前,基于对契约义务的违反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包括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因一方解约而导致的类似于＂恢复原状＂的损害赔偿。最后,就英美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原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从“思想”与“利益”看无产阶级革命

利益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真真切切而客观存在,对利益的追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私有制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社会,人的类本质,劳动达到了异化的极端程度,人成为了非人。而无产阶级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无产阶级解放同全人类解放的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彻底解放。而且,无产阶级在一国的胜利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正是全人类的解放。     

道义放两旁 利益摆中央——华为智斗思科知识产权诉讼实录

商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华为与思科的诉讼表现出的非典型产权之争的典型商业规则，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论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保护——以《民法总则》第185条为视角

《民法总则》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保护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弥补了此前我国立法关于保护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不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法层面的鲜明体现。该条文的规范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相较于普通死者,对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保护更具特殊性。在探析保护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相关内容时,应以该条文的立法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浅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法归属

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是关系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有重大作用。本文在对现有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特别法,这对于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法归属

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是关系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有重大作用。本文在对现有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特别法,这对于明确知识产权法的部门归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探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两大独立的、新兴的法律体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支柱,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对市场主体的调节起到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应用

当今时代,知识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日益严重,尽管我国的司法体系日趋完善,但在知识产权法的建立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给产权拥有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和损失。本文笔者通过研究我国知识产权的特点和现状,来论述在知识产权法中引进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提出知识产权法中引进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落实。     

“三鹿事件”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分析

“三鹿事件”已成为我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公众之多、影响之大,为近些年之罕见。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此次事件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     

试论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受贿罪与行贿罪是对向犯的关系,打击受贿行为的同时对行贿行为也必须严肃对待;在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是行贿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不正当利益既指不正当的利益,又指不正当地取得合法利益;根据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行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是公职的不可收买性。当然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例如难以认定、容易形成错误的价值导向等,但是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认定行贿罪的前提,符合我国的国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将受贿罪与行贿罪加以区分,因此这种做法是利大于弊的。     

征地拆迁不应让民众遭受利益损失

浙江温岭市火车站门前一幢5层楼房屹立于马路中间,经过该路段的车辆行人都得绕行而过,被网民称为最牛钉子户。22日,最牛钉子户户主罗保根向记者介绍,房屋2001年建成,加上装修的钱前后花了60多万元。而政府拆迁补贴总共26万元左右,所以没有签署拆迁同意书。(11月23日《华西都市报》)按照法律规定,国家与政府有权     

利益均衡机制与制度化之路

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 最近几年时间,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众人关注、非常敏感但又缺乏充分讨论的问题。而之所以缺乏充分的讨论,又恰恰是在于它的敏感,其中涉及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往往被有意回避掉。但这样一来,对于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很难形成一种成熟的认识和做法。     

论信赖利益及其对我国债法体系的影响

一、两大法系信赖利益的基本理论1.英美法上的信赖利益——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最早提出信赖利益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富勒,富勒在前契约责任上的贡献与耶林的缔约过失责任几乎相同。富勒要说明的是契约责任产生的根据。因为美国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是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为目的,但为什么会产生期待利益?法律对之保护的基础是什么?富勒认为正是信赖利益。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

本文以华中地区A镇一起石场纠纷为案例,分析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讨论了目前学界关于农民维权"以法抗争"等理解模式所存在的简单政治化倾向,指出非政治化仍然是农民维权的基本特征。论文还认为,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所推导出来的农民维权的弱组织和非政治化观点虽然足以批判有关农民维权行为的激情化想象,但却有忽略转型期中国政治之复杂性和过渡性特点之嫌,其对农民维权特征的基本判断虽然表面上与激情化想象不同,但两者在思维逻辑上却存在着某种内在一致性与贯通性,本身也不自觉地陷入了"民主—极权"这一泛政治化思维陷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民利益表达之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更直接导因于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与"合法性困境"相比较,这一结构之网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塑造具体场域中农民维权行为的更加常态和优先的因素。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演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后感

自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以来,其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不同时间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均衡。早期,当革命阶级力量弱小,理论不够成熟时,为了实现早期阶级目标,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大于国家利益。随着革命的胜利,早期目标的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于世界革命的发展不均衡态势,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相继建立,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把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置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前端,大国沙主义开始产生。新的时期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主体被置于最显著的位置,相对而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等制度的融化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创新中逐渐淡化。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长,他们或者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者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民工保持沉默。本文试图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利益抗争方式上的选择。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加快劳工组织建设,降低利益诉求成本,推进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是提高农民工利益博弈能力、增加利益抗争的理性化程度、将利益抗争行为纳入制度表达内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