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哀情小说结局的社会成因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是20世纪通俗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其悲剧结局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清末民初正值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近代新学与旧学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的个性解放意识开始苏醒,但旧的封建制度和势力还依然顽固、强大.在这样一个无奈的时代,哀情小说的悲剧结局正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面临爱情婚姻的普遍苦闷心态与凄惨命运.     

民初骈文小说的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在启蒙追求退潮之后的重大转移。民初骈文小说引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学需求。在一种基本脱离社会政治与现实情形的“情”之上,民初骈文小说建立了自己的内蕴,也表明了清末民初“言情”的文学语言建构一度从古文转移到了骈文。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伊塔玛.伊万.祖哈上世纪70年代提出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假设。在伊万.祖哈假设的基础上以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翻译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当时新旧文学转型时期参与目的语文学变革的过程,分析翻译小说对目的语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刺激度和革新度,从而证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处于当时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小说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

清末民初小说稿费制的逐步确立,直接促进了中国职业作家群的形成,推动了小说的繁荣与形式的变革,并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娱乐功能,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清末民初文学演为新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前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声。     

从民初哀情小说看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哀情小说是民初盛行一时的小说流派.其时代色彩表现为一方面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从对时代风貌的描摹、对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困惑的展现、对近代语言和西方文化知识的运用等角度凸显出新的内蕴;其叙事模式既表现为限知叙事的成功运用,也表现为对才子佳人模式的改造与"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产生;而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也成为增加其叙事魅力的手段.     

周瘦鹃的西方“哀情十记”：周氏《心弦》编译考论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作家,以著译哀情小说闻名,世称"哀情巨子"。周氏编译的《心弦》收录西方小说十篇,却鲜有相关论述。经考证,作为"我们的情侣"丛书之一的《心弦》,选择编译的十篇小说均为经典之作,其主题与周瘦鹃的"哀情"文学观密切相关。从《焚兰记》、《赤书记》与《重光记》的译本分析可以发现,周瘦鹃的悲情初恋、惨情叙事与言情模式等人生体验与文学理念融汇到《心弦》的编译之中,透露出译者的"哀情"情怀。对《心弦》编译的考证与论述,既可以补充文学编译史的疏漏,又可以丰富周瘦鹃"著、译、编"的全方位研究。     

民初小说对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以苏曼殊为中心

辛亥之后,文学的主题从关注国族社稷转向瞩目世态人情,引发了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写情小说的一时繁兴。爱情的发现是民初小说意义重估的重要关目之一,其哀情的主题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曼殊和尚恋爱的主题更包含着原生之家、社群之家以及个体之家之间的伦理失措,包含着灵与肉争夺在世支配权的隐喻,也包含着个体自由对宗法体系和佛法戒条等规训机制的反叛。正是这种爱情书写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使民初小说体现了现代启蒙意识复杂的景观,也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辛亥前后的文学分别以怎样的思想和形态成为现代转型话语资源的一部分。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