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赐书于司马迁,司马迁作此书以报之。书中提及司马迁生活、创作中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和《史记》的创作情况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但是,二千年来,对于这封书信的内容和写作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因而未能充分地用来说明司马迁的生活、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本文试图从《报任安书》的内容及有关史料,谈一谈此书写作的一些情况,供参考。一、任安与司马迁的关系和《报任安书》的写作情况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原来为卫将军(青)舍人,后被推荐于汉武帝,颇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史记》研究四题

在"十表"中,<秦楚之际月表>最为独特."变"是司马迁研究历史时关注的重点,秦楚这一时段是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司马迁详细记录了"汉定百年"以来的诸侯国变迁史,记录了汉兴百年来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以<吴太伯世家>为"世家"第一是有深意的."让"这一历史进步的担当既承担了司马迁关心政治秩序的责任,同时也映现了司马迁追求大治的思想境界."让"是司马迁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承担了司马迁以"让"明礼、以礼规范社会秩序的思想意图.司马迁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篇表达了以仁义关心民瘼、反对暴政、反对争权夺利的思想.在研究夏商周秦兴衰之理时,司马迁积极地肯定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表达了赞成周礼的思想.此外,<伯夷列传>是司马迁交待史述原则的重要篇什.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序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的骄傲；陕西是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     

司马迁《报任安书》读札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撰写情况的珍贵资料。任安获罪的经过直接关系到司马迁对任安的态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苟活的目的,这些对正确解读《报任安书》以及司马迁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     

论司马迁之天命观及神义论问题的解决

司马迁是不折不扣的天命论者.由于对一些史料的错误理解,不少人认为司马迁怀疑天命、甚至否定天命.其实,司马迁主要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天命,这导致神义论难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迁拓宽了报施对象的范围,确保了道德之天的存在.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于屈原

屈原和司马迁是历史上的伟人,《楚辞》和《史记》是文学史上的巨著。而司马迁和屈原无论从思想、行为,还是表现在外的文学创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二人的思想、爱国主义精神、文学成就三方面来阐述司马迁之于屈原的种种关联。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浅议司马迁治史动机的嬗变

尽孝、效忠和抒愤 ,是司马迁治史生涯中不同阶段的三种动机。它们既源于一定的现实条件 ,又反过来影响了司马迁的著述。不了解这一点 ,很难对司马迁的史学活动性质及成就作出真正中肯的评价。     

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1《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写在文首的称之为序,置于文末的称之为赞,习惯统称论赞。这些论赞,就史论说,它是司马迁藉以抒发己见的一节文字,通过它,可以了解司马迁对历史人事的爱憎感情,是非态度,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就;文学而言,这些论赞是司马迁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苦心力作,几乎字字珠玑,篇篇精美,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古典散文佳品。所以,从唐宋刘知几、郑樵、倪思以后,尤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司马迁行年之商榷

《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刊登了苏诚鉴同志《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一文。作者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理由是司马迁在元狩六年以随员的身份做了“二十而南游江淮”的旅行,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春;认为司马迁死于非狱。本文谨就前两个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供批评指正。     

《史记》中道家思想占主导

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对先秦诸子都有批判和继承,但家学的渊源和自身的遭际使司马迁之文服膺于道家.道家思想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主导思想.<史记>在结构上以黄帝开篇,以吴太伯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为"列传"第一;在内容上对老子"无为"、"轻刑"、"寡欲"观的推崇,对道家唯物论、辩证法、变化因循等哲学观的继承和发扬都是司马迁崇道思想的反映.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他"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形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究竟是属于道家的还是属于儒家的?对这个问题,班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发挥并修改了扬雄、班彪的意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班氏此论一出,后世的司马迁研究者几乎都继承其说,正如刘宋裴駰在《史记集解·序》中所指出的:“固之所言,世称其当。”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史学、文学著作,也有不少肯定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属于道家而不是属于儒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