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

体制外贫困社群是一个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正式的统计和扶贫政策不覆盖的但已经客观存在的城市贫困群体。深刻的权利贫困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权利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生存的方式以维持极低的生存底线;权利贫困又衍生出一种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成为贫困持续化的根源。     

基于政府责任的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现状严重,主要表现为权利上的不平等,权利常常受到权力的侵害、剥夺和压制,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权利难以得到救济。究其原因,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是导致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的主导因素。政府在破解民办高校教师权利贫困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社会观念的引领者、相关政策与法律的创设者以及教师权利保障的协调监管者与资助者。     

贫困与普遍人权的地方性

本文从理论上思考人所能享有的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国家之内和世界上既成规范的财富分配,以及人们对自己国家及世界上的贫困做出的实际反应。我们认为权利是普遍适用的,而权利和自由为我们限定了减少贫困的义务。不管如何定义自由,贫困的增加———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如此———导致的是自由的减少。自由的程度决定权利的实际存在或不存在,所以贫困会影响人们可能享有的权利。不过,减少贫困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保证普遍一致的规定。这样做既在实践中不可行,也不符合公正的要求。尽管如此,相比于过去,我们现在对世界上穷人所负的义务更多。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道德社会,从而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的权利与义务;经济互动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则界定权利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的限度值就越有可能相互交汇。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尤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限度值的提高。     

对贫困现象的探究及扶贫的政治学反思

贫困是一个多学科都涉入研究的“经久不衰”的论题,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着手浅谈对贫困现象的界定、产生的原因、特征及扶贫意义的政治学理解。贫困现象的存在与恶化是非正义的,其本身就是源于阶级差异性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加之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排斥和漠视,最终使部分人因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而无法享有自己的权利和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既然贫困现象是非正义的、反发展的,那么国家就有义务来扶助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消灭贫困现象。     

持续不平等与贫困的累积

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并没有解决不平等与贫困这一经济社会问题.贫困是经济性权利与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不平等状态.贫者和富者在持续不平等条件下的无限重复动态博弈,促使两者的差距即贫困的累积呈现出递增趋势,但它也受人们对贫困的容忍程度诸如贫困的外部性、经济波动与增长、环境退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因素的约束.而对这种约束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为贫困的累积扩展了新空间.     

贫困解释的两个维度:权利与排斥

超越文化与制度的局限,从权利与排斥的双重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人们认识贫困拓展了新的理论视野.从权利的维度,贫困意味着穷人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基本福利权、特别是社会权利的被剥夺.从排斥的维度,贫困被视为边缘化或隔离化的过程,意味着穷人的社会参与权的被排斥、没有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因此,反贫困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风险社会时代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逻辑和社会形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问题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贫困阶层的个体化趋势逐渐明显,贫困个体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深。贫困阶层在开放政治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逐渐定型,权利诉求渠道受阻,面临着社会结构作用下的权利贫困。此外,由于风险与贫困的天然亲和性,现代化风险对贫困个体的威胁力增强。因此,认识和分析风险社会时代的城市贫困问题,应从城市贫困发生、演变的社会根源出发,尝试通过重建社会来开展城市扶贫工作。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论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及其保障

理解幸福权利有两个维度:一是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二是享有幸福和追求幸福是一种权利.幸福权利概念本身应该是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具有幸福共性,同时突出自身特殊性.弱势群体在享有幸福权利和追求幸福权利过程中遭遇了众多障碍.为此,使弱势群体享有幸福权利最主要的措施,除了消除经济贫困和权利贫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精神贫困.只有从伦理精神上建构起弱势群体幸福感,享有幸福权利才最为彻底.     

论品牌的价值构成体系

品牌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品牌价值评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知识产权保护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品牌价值具有一个多元化的构成体系,从企业投入、消费者的晶牌忠诚或品牌效力三个角度,都可以反映品牌价值的某些特征,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笔者认为无论采用何种评估体系或评估方法,所得出的品牌价值量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论同步指导权、同步监督权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诉讼法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99年1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就我国的警检关系提出了种种设想,如双重领导体制或者一重领导一重监督体制。本文在考察国外警检构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警检关系的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观点———即同步指导权、同步监督权。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     

论作为抽象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

我国现有的一般人格权制度与具体人格权存在矛盾,与人格权概念存在矛盾,与人格商业利用权关系复杂。所有这些一般人格权与人格权体系的矛盾都是由于我国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尚停留在作为宪法价值在民法中适用的转介条款的阶段、没有实现民法制度化造成的。德国的一般人格权虽然也是对于抽象的宪法价值的实现,但是由于已经被构造为民法中的制度,因此不存在上述矛盾。由于我国的具体人格权制度已经吸收了比较法上一般人格权具体化的成果,因此我国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应当以此为基础予以适当限缩。我国的一般人格权应当是对于具体人格权未予规定的意志针对其他非典型人格要素的决定自由予以保护的抽象人格权,它在人格权体系中具有补充具体人格权不足并促进形成新的具体人格权的功能。     

生活安宁权:一种特殊的隐私权

生活安宁权是20世纪初产生并得到发展的概念。该项权利不仅是一种私权,而且是一种人格权,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加以规定。该项权利不宜作为一般人格权,也不宜作为与隐私权相分离的单独人格权,而应将其视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个人安宁利益又与其他隐私利益存在区别,其客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可以将其作为特殊的隐私权。我国民法典应当在人格权编的隐私权部分明确规定生活安宁权。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法律边界

隐私、隐私权和知情权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精神生活需求增长产生的范畴,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然而二者生来边界模糊,注定存在诸多冲突,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适当平衡和协调二者的冲突尤显重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的特殊表现,是价值和法益的冲突,二者的冲突涉及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解决二者冲突应当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权利协调原则、恪守人格尊严原则、有限的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五个原则.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界分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正确界分 ,是构建现代民法的逻辑起点。权利客体应成为界分民事权利的切入点 ,只是权利客体必须区分为抽象客体与具体客体的双重结构 ,区分的实益在于清晰地界分权利 ,并且各民事权利的双重客体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误解误读。紧紧抓住这一点 ,债权、知识产权与物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界分就不会发生困难。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经济效率的比较

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权下会导致自然资源租金的完全耗尽,因而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但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些严格的假设下的.本文分析表明,当这些假设不能满足时,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孰高孰低,取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性质.一般情况下,两种产权形式下都会偏离社会最优劳动投入量水平并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私有产权主要表现在资源所有者的剩余(租金)最大化,但它往往可能会侵蚀其他资源和要素的剩余,而公有产权正好相反.     

论排污权与环境权的构造及协调

排污权的实质是企业组织合理利用环境容量资源,应当成为一种特别法上的物权--环境容量使用权.环境权可以被构造为环境人格权而纳入民事权利体系,它是自然人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自然人作为权利主体享有的环境人格权与企业组织享有的排污权之间可以互相协调.公民环境人格权与企业组织排污权原则上应当平等保护,在特定情况下优先保护公共利益.     

环境权论

尽管环境权已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承认,但公民环境权的保障仍是整个社会的薄弱环节。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所要做的不仅是将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固定下来,更应该让这一法定权利在环境保护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