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以来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

鄱阳湖区既畏水患、复苦旱灾的特点,决定了水利对区域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民国以来,湖区发生了很多水利纠纷,特别是随着渔退农进的演变,引发水利纠纷的原因变得更加复杂。引入系统论来分析水利纠纷,探究其深层次结构,可以避免对水利纠纷作出教条式推论,也有利于水利纠纷的解决,同时能为纠纷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人口、制度和技术及管理等要素入手解构水利纠纷,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最终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农村土地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之构建

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由于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及仲裁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突显了其相对于诉讼方式的优越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行其道、有失协调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现有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整合和优化,并使之互相补充,从而促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构建。     

清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模式与选择

民事纠纷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转换一个新的视角,从农户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水权纠纷以及农户在纠纷之中的作用。首先,作者将叙述水权纠纷一般有哪些解决模式?然后,作者将讨论农户如何对纠纷解决模式作出选择?最后,作者将说明农户的理性选择与习惯法、地方水利秩序的关系。     

清代水仅纠纷解决机制:模式与选择

民事纠纷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转换一个新的视角,从农户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水权纠纷以及农户在纠纷之中的作用.首先,作者将叙述水权纠纷一般有哪些解决模式?然后,作者将讨论农户如何对纠纷解决模式作出选择?最后,作者将说明农户的理性选择与习惯法、地方水利秩序的关系.     

我国农村圩市的现代发展探讨

在农村社会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农村圩市难以与新的生产组合方式相适应，圩市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客观需求。因此，农村圩市现代发展具有必要性。现代圩市的发展不仅要从农村商品流通等硬件设施建设角度出发，还需要从发挥圩市的乡土文化传播和影响以及人们观念意识形态建设角度出发，立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确立圩市现代发展目标。     

全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熟人社会有大量的初级关系,也就会有初级纠纷产生。如果初级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次级纠纷,继而形成新的紧张和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级纠纷。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法治基本只关注"此时此地"的次级纠纷,但有时并未使这些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也随之埋下了将来发生更大纠纷的隐患。然而,反观传统社会在处理纠纷时所遵循的还原纠纷"全息"的过程,在修补初级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防止发生新的次级纠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无疑对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     

农村纠纷现状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考察

农村纠纷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农村法制建设,至少可以说是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秩序的主要因素。作者在2005年8月对湖北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有关农村社会纠纷的调查,对农村社会纠纷的现状和农村纠纷解决方式的现实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试图提供一些整体的把握和实在的对策。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纠纷及其解决中的性别呈现——基于某省女子监狱的实证研究

对农村的纠纷研究,往往笼统地将家庭整体看做纠纷单位,极少有学者注意到性别在纠纷过程中的差异。"民转刑"案件的特殊性凸显了纠纷当事人对问题的主体建构,本文通过人类学的主客观方法,回溯女性犯罪者在案发之前的纠纷过程。研究发现,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家庭与政治的分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更大了,这也将她们推到了纠纷中的"主角"位置,而纠纷解决进入公领域后,女性又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使得她们陷入纠纷解决的困境。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问题及范式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不仅包括行动层面的分歧和矛盾,而且也涵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冤屈.纠纷金字塔理论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忍忍算了、双方协商私了、双方申诉并请第三方仲裁、司法诉讼等几个主要层级,如果纠纷在基层解决得越多,上诉到司法程序的纠纷就越少.工具主义范式则关注人们在纠纷解决中是如何动员法律工具,而建构论者强调人们动用法律解决纠纷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法律权力论关心的不是纠纷及其解决方式本身,而是由此所反映出的人们权威认同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范式的差异为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其中法律何以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纠纷、何以能预防纠纷,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源

司法一元解决纠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有视角上的偏差,有功能上的错位,有价值上的失落。其文化上的成因,主要表现为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伦理与司法技术的矛盾,因案而异的传统司法理念。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从司法的民主性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的民主性体现在司法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权威性一样是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不应该于司法权威性的巨大光环下黯然失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为解决诉累而设立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司法民主性的内在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应该以司法民主性理论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     

明代以来广东瑶汉商品互市的历史考察

广东瑶汉商品互市自明代以来,历经清代的发展,商品互市的种类不断增多,互市的方式由原先以圩市贸易为主发展为民国时的驻扎商和行脚商两种方式,互市商品的运输方式也出现了变化.在瑶汉长期商品互市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价格欺诈和不等价交换现象,但是瑶汉两族互惠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始终处于主流.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基层暴力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文化因素的消极行动——"忍",常常伴随着积极寻求纠纷解决的行动,反映出被忽略的"实体性需求"。随着基层纠纷解决过程向后推移,当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失效情形时,往往会激发产生针对纠纷解决第三方的"伦理性需求",个体性怨恨跃迁为对解决机制及背后权威的怨恨,而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渐进过程,也正是新的怨恨加强的过程。这构成了当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刑罚可以压制实体性需求,但伦理性需求并未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到来而疏解。丧失对所有经历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的信任,人们可能退缩回个体独立面对强力社会的世界里,而寄希望于忍耐、权威的保护或者依赖强力,从而导致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现实利益冲突引发的实体性需求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能阻止个体化的怨恨跃迁为对各种体制的怨恨,从而阻绝人们理性地选择看似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

国家制定的<物权法>强制性规则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其具体规则与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分析现阶段农村物权纠纷类型与成因,成为问题剖析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法学者应承认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有限作用,协调制定法与习惯法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者也应提升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仰,包括国家应提供充分且畅通的纠纷解决途径、解决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唯此,才能尽量消弭专业的国家制定法与社会常理认识的差距,提升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实效.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