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

<正> 王渔洋的三部唐诗选集,除了《神韵集》偶为人们提到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绝句选》则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这三部选集不仅与王氏的诗论及其发展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着王氏一生的诗歌崇尚。阐释清楚这一点,对全面了解这位清代大诗人是不无裨益的。一《神韵集》是王渔洋初入仕赴扬州任推官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编成的,从此,渔洋在诗坛上树立了自己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把《神韵集》看作王渔洋首倡“神韵”诗论的标志,已是论者的共同认识。然而,对王渔洋何以     

清代诗学神韵说之意境论与风格论

王士祯（渔洋）倡导的“神韵说”曾标领清初诗坛数十年。“神韵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意境和意境美的问题。所谓“神韵”就是指诗的意境和意境美。“神韵”的特点：一、取境很广,“蕴藉风流,包含万物”;二、“神韵”的表现形态是“大音希声”。渔洋论诗于风格并非唯宗“冲淡、清远”,而是兼取豪放、雄健。渔洋的诗风宗尚并非唯及王、孟、韦、柳,而是首先推崇李、杜、韩、苏,其对豪雄之风的推赏甚至在对清远之格的喜爱之上。渔洋诗作熔裁各家,自铸丽词,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神韵说”在丰富完善中国古典诗学意境派诗论上尤有贡献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闻一多"幻象说"的审美特征与诗学价值

闻一多的"幻象说"是其早期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学说,而且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种独特的理论.闻一多所说的"幻象"具有真确明了的形象性、超越现实的虚幻性、富于幻想的奇异性、蕴藏神韵的含蓄性等审美特征.闻一多的"幻象说"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审美诠释学:汉语诗学的创造之路

西方诗学中有 “ 审美学 ( aesthetics)”也有 诠释学 herm eneutics)”“ ,但似尚无 “ 审美诠释学 ( aestheticherm eneutics),审美诠释学”是汉语诗学创造自身现代思想形式的一种努力。“ 审美诠释学” 首先是指一种独特的艺术“ 意义” 理论,其独特性在于强调艺术表达形式“ 意义指向功能”与其“审美功能” 的高度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诗学意义理论与审美理论的简单勾勒,并通过对汉语古典诗学“ ”“ 兴 、神韵”等范畴所作的具体分析,初步提出创建 “审美诠释学”的构想,为促成汉语诗学在现代思想中生成、同时也是促成现代诗学思想在汉语中生成作初步努力。     

艺术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探索——艺术史交叉研究带来的新思考

近30年来,艺术史研究方法与角度日趋多元,使之朝着更为接近人文学科的方向发展。在扩大自身研究范畴与领域的过程与探索中,几个关键性的方法论立场是决定艺术史保持学科个性和边界的重要方面。艺术史研究应把着力点放在"艺术本体",而非纯历史分析。艺术史是主观审美判断与客观实证研究相结合人文学科。以艺术本体为重心的艺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应审视"图像"的意义,使艺术史视野下的图像研究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文化研究的话语参考,而并非使"图像"成为其他人文学科涉入艺术史学科的保护伞。     

王士禃、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禃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刨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禃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旗,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谈中国古典诗学的“自得”说

"自得"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个概念。本文主要用审美接受的理论,考察了它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价值。"自得"说要求读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视野去理解作品。这已深刻表明文学接受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读者通过创造性想象进行自我参与的过程,据此作品才获得艺术生命。"自得"说标志着中国诗论中读者意识的成熟。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从“人类本体”论到“文艺活动”论

“人类本体论”是“文艺活动论”的理论前提,它把人的生存活动视为艺术的本体,认为艺术源于我们的生存、有归于我们的生存,引导着我们生存的超越;而“文艺活动论”则是对以人的生存为本体的艺术性质的动态展示、也是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具体把握。虽然在对这两种观念的具体阐述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毫无疑义这是近2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极有价值的重要成果。     

艺术的自律与他律

虽然关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引发的围绕艺术的“自律”与“他律”的争议也是现代诗学的一个没有定论的话题。但由于其中蕴含着对艺术实践的理论定位,理当重新予以讨论。重要的并不是进行二者择一的宣判,而是如何通过对争论的梳理来进一步认识艺术文化的人文本色。     

艺术自律：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灵魂——兼及王国维对中西美学资源的融合

王国维美学的核心和灵魂是艺术自律思想,其形成一方面借鉴了道家的美学精神,建基于对中国古典艺术观念的反思;一方面受益于西方美学资源,特别是康德的审美自律思想。王国维的艺术自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审美心理、艺术形式本体论、美学价值论三个维度,其思想用审美性架起了从中国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桥梁。王国维并没有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极端,而是从美育的视角把艺术自律与人的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其理论充满了辩证色彩。     

造作的唯美化 唯美的粗鄙化——评曹文轩的《天瓢》

众评论家用“美”、“经典”、“爱”等对《天瓢》作了极高的评价。小说写得细腻、唯美,但是它的唯美却显得造作;而且细腻的文字、唯美的意境也难以掩盖结构上的粗疏、细节上的粗糙、内容上的虚伪和粗鄙。造作和粗鄙拉远了《天瓢》与唯美的距离。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     

案有琴书家必贫——关于"苦难诗学"的重新思考

从比较文论的视野来看，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穷苦人生的产物的“苦难诗学”，一直有普遍影响。虽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深入地追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诸多的诠释往往显得似是而非。问题不在于艺术是否擅长于表现苦难，而在于如何表现。优秀的艺术尽管与苦难体验密切相关，但与其说这是对穷困的咏叹，不如讲是对苦难的超越。在根本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尽管远离消费主义的“欢乐诗学”，但却属于为人生祝福的“幸福美学”。     

新媒体艺术的诗学形象

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个实践性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新媒体艺术的实践经验日益追求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与诗学形态。从理论上看,新媒体艺术的诗学形象主要关涉以下几个命题,即技术现实的艺术表达、文本呈现的数字模式、意义消费的复调维度,它们共同表征了新媒体艺术的理论架构与问题域。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