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基于随机抽取的富士康、步步高、湘钢瑞兴公司共计200名员工答卷调查表明,金融危机前企业员工在总分和十个因子分上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存在不同程度差异,金融危机前员工各因子分均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因子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际因子、抑郁因子、偏执因子非常显著高于金融危机前。     

台湾的闽南籍民与地方自治

台湾光复以后实行的地方自治是以闽南籍为主的台湾民众长期努力的结果。明郑时期,闽南籍民众随明郑政权收复、开发台湾,形成自治的地方政府。台湾归清以后,闽南籍民众在朱一贵、林爽文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试图建立汉族在台湾的自治政权。日据时期,闽南籍台湾精英带领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这些都对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权实行台湾地方自治产生重要影响。     

体育选修课应重视向学生传授学习方法

体育教师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 ,除了应向学生传授体育运动的基本技术、知识、技能外 ,更重要的是要向学生传授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 ,以此为手段 ,可以在毕业以后继续开展体育活动 ,为终生体育奠定牢固的基础。     

国教化实施以后儒教的神秘主义特征和合理主义特征——从历学史角度作新的探讨

日本学界一般将汉代国教化以后的儒教看作是一种重视纬书的、具有神秘主义和非合理主义特征的国家宗教,并且将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描写成这样一个过程,即神秘主义的、非合理主义的儒教为一方,站在国教化以后儒教的批判对立面、发扬合理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为一方,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但如果以汉代历学史,特别是以对东汉章帝所实施元和改历的研究为基础再次展开探索,就知道国教化以后儒教所重视的纬书中既有神秘主义和非合理主义的特性,同时也有至今为止被完全忽视了的、合理主义的特性.基于这一事实,对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及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作重新研究后发现,国教化以后儒教内部,有可能存在着自发抑制神秘主义、非合理主义特性,发扬合理主义特性的要素.因此可以预测,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中,或许存有"儒教自发的自我发展运动"之可能性.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膝部有骨刺运动要科学

患性病对以后的婚育有一定影响。如目前在性病中发病率较高的生殖道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若感染只限于尿道、阴道、子宫颈,未达输卵管部位,且感染短期内得到正确的治疗,未造成女性输卵管阻塞,治愈后不会影响以后婚育。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度辉煌,在唐代已发展为强势文化,辐射亚洲,又逐步走向西方,对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过重大影响。但在康、雍、乾以后,落后挨打,逐渐沦为弱势文化。跨入新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拿来”、“送去”应互动,融合中外铸新范。     

得益“充电”

或许我们小时候都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等长大了、毕业了,就轻松了,不必再为读书而日日辛劳了。"可当我们真的长大、毕业以后,才发现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在离开校园以后,对学习的需求和渴望反而更加强烈了。职场的打拼、人生的发展都需要我们持续地提升自己、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群众基础的构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注意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加强少数种族、青年和妇女工作,赢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历次大选中能轻易问鼎,不战而胜,从而为其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进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青年越来越在新加坡社会中发挥作用,把其中的优秀人才吸收进人民行动党中来;在世纪之交,人民行动党面对日益涌动的民主浪潮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日益加强妇女工作,按照人民行动党的标准塑造他们的思想。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论韩愈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及拓新

韩愈崇杜、喜杜、论杜、学杜.韩诗在题材、类型、"穷苦之言"等思想内容上继承杜诗.韩诗在"三偷"、音律、用语、以文为诗等艺术手法上接受杜诗而有拓新.韩诗学杜不泥,学而知变,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李杜优劣论争的背后

李杜优劣论争反映了中唐韩愈与元、白两大诗派在诗学观念上的差异和竞争。韩愈对李杜优劣说的批判也包含了对讽谕诗创作的不以为然。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诗学思想在同时代仍最为接近。在贞元、元和诗坛上,他们是前后相继的接力者,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诗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诗学渊源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在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为老健古硬而非平淡的论述前提下,分析研究了梅诗能突破唐音、独立宋调,从诗学渊源上讲,在于他选择师法的对象与前人不同,更在于他对每个对象的取舍吸收之处、取舍吸收的时间与数量也与他人不同。重点论述了梅尧臣对韩愈、杜甫的特别师法,提及了对陶渊明、韦应物、阮籍、贾岛、孟郊和《诗经》的取舍。     

论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及其成因

杜甫诗中涉及欢宴游赏之乐的宴乐诗呈现悲美的风格特征,即使是安史之乱之前本该极尽欢娱之作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汉代以来宴饮音乐的＂尚悲＂审美传统使审美客体——宴乐本身即具有悲的特质。忧患意识使杜甫察觉社会繁荣背后的危机：百姓不堪重负;科举制度名存实亡;奸臣把持朝政,从而使审美主体——杜甫具有悲的心理结构。＂悲＂是杜甫与宴乐发生共鸣的契合点,由此而形成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     

北宋太平宰相晏殊的诗学思想

晏殊的诗学思想在北宋新旧诗风转换的时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它继承了前期昆派咏“颂声”的主张,反对诗歌反映严酷的现实,代表了后期昆体与诗文革新派最根本的分歧。晏殊在继承前期昆派咏富贵语的同时,以惟说“气象”代替满纸的金玉锦绣,推崇清丽闲雅的诗风。这是对昆派诗论的发展。在对前人优秀文学传统的学习上,他称赏韦应物、杜甫及韩愈、柳宗元,体现了后期昆体诗人开阔的视野。他注重诗句字词的锤炼与语言的表现力,对后代诗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整体观照与理论升华——论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特色之一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综合研究表现出以下特色：第一,注重结合诗人不同人生阶段的心态变化,以宏大的视角,对杜甫思想情感的嬗变过程进行整体观照。第二,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第三,基于对杜甫思想及其诗歌高度熟悉之上的同情与理解。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无论是杜甫的社会理想的确立、人生态度的选择，还是一部杜集何以会对世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都与杜甫接受了《论语》的精神要义有关。作为儒家思想起源的《论语》，在塑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杜甫对《论语》中的精神要义不只是一般思想上的继承，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而有了让人感动至今的“诗圣”杜甫，有了一部熠熠生辉传诵千载的杜诗。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