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特殊“结婚证书”

本文提及的两对主人公与南京有着紧密联系，读他们的“事”就是读他们的“人”。但愿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革命奋斗和生活激情。     

析胡适、杜威对“行易知难”说的不同观点

孙中山作“孙文学说”，阐“行易知难”主旨，恰恰在杜威来华，胡适到上海恭迎之际，因此，孙中山乘便就“行易知难”学说分别与杜威、胡适师徒商讨。杜、胡各自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对其进行了评说。本文试析他们的不同观点。一、“行易知难”说的提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主派迅速发生了分裂。其中右派势力采取了与反革命相妥协的方针，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建国计划，许多革命党人脱离了革命，反袁世凯斗争终告失败。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建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深受中国几千年来的“知之非艰，行之惟…     

华侨与辛亥革命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和建立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中,华侨起了很大的作用。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有功于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革命的华侨、有工商业资本家,也有更名的工人和小工商业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肮脏气,迫切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但从经济上给予帮助,而且     

赵树理的創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赵树理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和“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有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多半是小资产阶級知识分子,比較长期地受过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些中国和外国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倾向革命,赞助革命,有的人由于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鍛鍊变成了无产阶級战士。他们各自用他们的艺术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級的罪恶,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願望,歌颂了革命的行进及其胜利的前途,在现代文学史上立下了伟大的功劳。由于他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辛亥前夕的暗杀思潮

在２０世纪初的暗杀思潮中，资产阶级各派别及其他各阶层、团体或个人均有不同的表现。革命派无疑是其主流，但就具体人物而言，他们对暗杀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孙中山以不妨害革命的进程为前提，吴樾、林懈等着力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黄兴致力于实践，汪精卫则提出了“釜”“薪”论。以康、梁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反对革命，但并不排斥把暗杀作为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以刘师培、吴稚晖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对暗杀更是津津乐道。而其他一些个人的暗杀活动虽不一定带有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参与无疑也壮大了暗杀思潮的阵营。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与诠释

新富农阶层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鼓励发展生产而出现的新阶层。作为阶级成分的新富农阶层，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表征；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下应当“革命”的对象。作为客观存在的新富农，他们是通过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在坚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原则性的同时采取灵活性的方式，将政治坚定、经济贡献突出的新富农群体解释为革命的富农，最终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由质疑向认同的转变。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     

剥画皮去假面使敌人露其真象——读鲁迅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一切假革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往往打着最“革命”的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着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鲁迅曾对这种人作过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就是一篇揭露那些貌似革命,实际上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战斗檄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思想文化战线带来严重的危害。一些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文人,疯狂地推行这条“左”倾路线,就连当时“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也忽然“急进”起来,发表出“貌似革命”的文章。鲁迅深知这些“拉大旗作为虎皮”的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建党百年视域下“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源?流?魂研究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红色娘子军”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率先成立的女性革命队伍，开创了觉醒后的农村青年妇女集体投身革命的先河。作为在党的启蒙下女性集体参加革命的典型，“红色娘子军”的革命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文艺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源、流、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这里，“源”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历史渊源，“流”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艺术演进，“魂”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精神内涵。      

论恩格斯晚年议会和平斗争策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基于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而提出暴力夺取政权的“全面进攻”策略，同时也考虑运用和平手段改造所有制；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科学把握革命形势基础上又提出灵活运用暴力和和平两种方式夺取政权的“有条件退却”策略；恩格斯晚年根据革命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完善了“有条件退却”策略，制定了完整的议会和平斗争的“积极防御”策略。由于恩格斯对议会和平斗争策略的运用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定．因此不能断定恩格斯晚年发生了有人所期望发生的革命的“战略转移”。     

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随着贵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出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继而又随着贵族革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从文学和史学的双重角度多视角地分析和论述“多余人”的悲剧,同时,我们也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他们及其时代有了一个本质的了解。     

“中庸”和“反中庸”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自从孔老二发明了“中庸之道”,历代的反动派都奉为至宝,企图用它来反对社会变革,扼杀新生事物,镇压人民革命,抵抗历史前进运动的辩证法。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也毫不例外。他们一直高举“中庸之道”的黑旗,狂热鼓吹“中庸之道……合理”;声称他们奉行的所谓“正确路线”就是“中庸”路线,他们信仰的所谓“辩证哲学”就是“中庸”哲学。真是什么根长什么藤,什么藤结什么瓜。两千多年,一条黑线,把孔老二和林彪一类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反革命小丑紧紧地串在一起。这便于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撕开他们的画皮,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看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领袖问题是林彪、“四人帮”设置的一个重要“禁区”,也是颠倒理论是非的一个重要方面。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歪曲革命领袖的形象,篡改革命领袖的思想,把革命领袖偶象化,把革命理论宗教化。这是他们排队划线,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首要标准。谁要是在领袖问题上被他们抓住了什么“辫子”,谁就会被他们置于死地。因而,这也是他们的钢铁公司和帽子工厂出品的最粗的棍棒和最大的帽子。他们这种狡诈狠毒的鬼域伎俩,极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一些人真伪难辨,把迷信当科学,终日在悸傈中苟生,有的至今还蒙受着他们那一套沉重的精神枷锁的禁锢。当然,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制造的种种迷信,丝毫不意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特点

140年前,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他们不仅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人类解放的动力。“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     

屈原与拜伦：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底色

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基调是“悲”与“壮”的组合与变奏。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既是顺应时代需要的结果，也与晚清革命志士有意整合中西文学资源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尤以屈原与拜伦精神及其诗风的融合具有典型性，前者的伤心故国、矢志不渝与后者的忧郁气质、仗剑去国，与晚清革命志士自我形象塑造与情感抒发的现实需要深度契合，因而受到了他们的特别重视，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重塑与贯通，不仅唱出了时代的独特心声，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近代嬗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索与揭示近代“诗界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试析王明先“左”后右产生的原因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王明等人打着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旗号,推行更“左”的错误路线。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民主革命中反资本主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他们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一味追求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梦想以此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这些主张,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和客观实际可能,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大陆浪人

在辛亥革命的革命洪流中,曾经有着一支与众不同的异国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大陆浪人”(有时也称“支那浪人”)。他们异乎寻常地关心中国革命发展的态势,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渗透,他们的活动,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本文试图对三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