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间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构成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属于非身份犯,转化型抢劫罪与抢劫罪可做同质性评价,司法实务中的生态环境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此前提下,依行为人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轻重采取不同的出罪机制或者弱刑罚化路径,能够彰显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从而,实现规范与政策的有效弥合,达到制度与理念的和谐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与精神理念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在刑事领域内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它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这一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刑事运作的重要指导和精神理念。深入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理念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封建社会"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本质区别,它是在新时期,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就刑事法律如何保持社会良好运行状态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从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两方面考虑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浅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直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     

宽严相济:基于司法能力与被动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政策,是司法机关准确实施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依法办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刑事司法必须在现行法律范围内"从宽"与"从严",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依法办案。在刑事司法中,司法者应当明确适用空间、抓住关键环节和区别案件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金融犯罪是高发性、高危害性犯罪,要达到整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目标,必须对相关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和调整。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总结和分析了金融犯罪以往的刑事政策,并对金融犯罪应采用的刑事政策提出了设想。认为应根据＂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按照＂严而不厉,渐进调适＂的思维设计刑事政策。其中＂严而不厉＂指保持高压性的刑事规制姿态的同时,妥善解决＂刑罚过分依赖症候＂的倾向;＂渐进调适＂指充分考虑制度环境,采取连续性、平稳性、阶段性的方式来构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刑事政策,避免对金融生态造成过于剧烈的扰动。     

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体现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初探

刑事和解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刑事和解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途经。刑事和解为检察机关化解矛盾、服务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应当立足于当前的司法实践,积极探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和工作机制,使刑事和解成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力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暂缓起诉的特征和制度构建

论述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一直以来都指导着我们国家的起诉活动,暂缓起诉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其属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不但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各方利益;而且能够满足刑罚的非罪化和轻型化要求;同时还能够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整合社会资源的目的;指出暂缓起诉与当今世界刑事政策"轻轻重重"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内在要求一致。暂缓起诉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和低龄化的今天,进一步分析暂缓起诉制度的特征和制度构建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刑法学的中西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德日刑法学的引进与西方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入华成了一时之特征,也造成了一定程度内的中西之争,在这些争论内,民国刑法学的集大成者蔡枢衡先生倡导的建设中国新概念法学,在时下中国现代刑法学吸收大陆法系刑法学的“化西”进程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刑事犹豫制度研究

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犹豫制度发展缓慢,需要对其进行反思。重塑我国刑事犹豫制度是刑事司法文明发展的要求。需要从警察微罪处分、暂缓起诉、宣告犹豫、执行犹豫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犹豫制度进行合理构架,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刑法解释限度:约制与理性化——基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思考

前理解影响着刑法解释,进而影响着刑法解释限度。有效制约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消极影响,发挥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将前理解理性化。社会公众愿望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说明性理由,不具备正当化能力;考量公众愿望必须在法律标准的范围内,对公众愿望进行理性、合法的吸纳。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限度产生着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欲控制国家的公共、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过度的扩张,有必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法治的轨道:首先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传统刑法法治———权利话语体系之内,以恒久性的权利话语限制随机性的权力关系;其次要结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深思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效益性基础上来考虑是否介入政策实质性的影响。     

物种入侵:环境刑法的新界域

物种入侵正日益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的又一风险因素;运用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理论对生态环境法益进行价值面检验,可以得出对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是一种真实的必须而非杞人忧天式的幻境的结论;对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的犯罪构成模式设计是危险犯与实害犯并用,建立在统计科学概率论基础上的疫学因果关是破解生态犯罪刑法因果关系的合理选择,这是对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存在面解析;＂最小危害＂原则、＂人格者＂理论与＂比例性＂原则为刑法规制外来物种入侵行为存在的自由保障与安全维护之间矛盾的疑问提供了妥帖的解释论支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和谐效应

现阶段的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之下,强调实行并进一步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作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将科学地纠正“严打”政策,有效地应对各种形态复杂的犯罪现象,坚持和谐的司法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根本上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人文关怀、维护人权自由平等、保障人道主义精神。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犯罪行为＂不包括敲诈勒索等罪的观点,这与＂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规定不相符。尽管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看成吸收犯并无不当,因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轻重差异;但将其看成牵连犯更有道理。将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又有其他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这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