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

阮籍“忧生之嗟”透露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的悲剧意识,是导致阮籍接受史上出现阐释混乱的主要原因。阮籍的“忧生”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阐读。     

论阮籍的公文写作

公文作为阮籍作品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阮籍公文写作虽然屈指可数,但其艺术价值却不可忽视。深入考察阮籍的公文写作,才能全面认识阮籍既是著名诗人又是公文写作高手的真实面目。而从刘师培对阮籍公文评价的失误,我们将会认识到公文写作独特的风格特色和审美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阮籍研究述评

阮籍研究向来是魏晋学术研究的重点,而一些学者在对20世纪阮籍研究进行评述时,却对90年代以后阮籍文学研究以外的成果估价不足.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阮籍研究无论是在生平事迹考辩,还是在人格、思想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认真检视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对于今后阮籍研究的方向和思维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对酒不能言--论阮籍与酒

酒与文人的结合是中国历史一个闪亮的焦点。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选择饮酒而狂的人生有其深厚的原因。酒与阮籍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成为名士生活的典范。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之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特别是阮籍诗中无酒可谓文坛的遗憾 ,由此引发我们对于魏晋时代的深入思考。     

论阮籍思想及其与《咏怀诗》的关系

历代对阮籍思想的评论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认为,阮籍毁坏礼教;第二种认为,其内心崇奉礼教,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本志”;第三种认为,阮籍的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文章作者认为这三种评价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不足.作者通过考察阮籍的玄学论文,认为其思想是阮籍在无法实现理想的状况下,企图泯灭是非来寻求内心平衡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在阮籍《咏怀诗》中得到体现,并成为《咏怀诗》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咏怀诗》与阮籍的儒学情怀

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其旷达的性情、放诞不羁的行为,历来被儒家所诟病,但阮籍是一个有着儒学情怀的儒者。由于受到传统儒学以及家学的影响,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阮籍树立了儒家＂内圣外王＂式的理想。正始之后,司马氏血腥的政治手段使他不得不放下儒式的理想追求,无奈地转向庄老之学。但阮籍是信奉儒教的,无论其行为如何荒诞不经,他的骨子里是从一而终的对儒礼的践行。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卢国栋阮籍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阮籍的一生是充满深刻矛盾的深沉感慨的一生。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者和实践者著称于世。但是这种主张并未给他的心灵带来片刻安宁。阮籍不同于嵇康。嵇康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清空词学思想

本文详述了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其词学活动对其词学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着重从词表、词心、词骨三个方面分析了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的深刻内涵,阐明词要清空先尽词表之能事、次则词意要含韵外之旨,同时还要熔炼出高健的骨气。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深受常州词派的影响,并带有郑氏个人治词的风格。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则是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感寓于词中,而出之以蕴藉高健的词笔,浑涵沉郁、莫可指实而自高古感人。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郑文焯词学在晚清词坛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俊逸鲍参军"——李白对鲍照的追寻

对于六朝绮靡的诗风,李白向来轻蔑,但此际重要的诗人鲍照却是他非常倾慕的对象。表现于诗歌的创作中,即是拟其题,拓其旨,用其词,袭其句,效其体,仿其意。李白成功地吸取鲍诗的长处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最终以其傲人的天才,超越了鲍照,成为接受鲍照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凉州词》抒情主人公的有限视点与首句异文问题

唐诗《凉州词》首句异文久辩难决,是由于诗篇抒情人及其视点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黄河远上”句,清人吴乔按作品中人物（抒情人）的有限视点质疑“何得为景”,而不少评论者则按诗篇作者的全知视点为之辩护。其实,《凉州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作品中前来边塞访问的旅客（作者化身）,作者是以旅客的有限视点写景抒情的。因此,首句所描写的应是“黄沙远上”,而非争辩中的“黄河远上”或“黄沙直上”。而“黄河远上”论者影响较大的“征人”说和“倒望”说,以及在美感、意境和环境等问题上的一些辩词,皆有值得商榷之处。     

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