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将孙生平创作考论

文章根据刘将孙的文集《养吾斋集》，对刘将孙的生平仕履进行了考辨，揭示了其中年出仕、晚年蹭蹬的仕宦经历；对刘将孙的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总体的研究，认为刘将孙论诗主“性情”与“辞达”，有纠正江西流弊的意义；其散文风格畅达奇崛，诗歌风格多样，作品开“铁崖体”风气之先。     

刘将孙行踪考辨

清朱彝尊曾论及元刘将孙之词《摸鱼儿·甲申客路闻鹃》 ,认为此词下片“文情慷慨、格高骨健” ,并认为其父刘辰翁词《金缕曲·闻杜鹃》因自注亦甲申年作 ,而推测该词“盖与将孙同赋”。[1 ] 今人吴企明先生亦参照此说而认定刘辰翁在 53岁时、也就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1 2 84) ,曾携子刘将孙同往临安、凭吊故都。其中 ,对于将孙行踪的推测 ,主要就是依据将孙此词 ,认为此词与其父的《金缕曲·闻杜鹃》作于同时 ,均乃凭吊临安时有感而发。[2 ] 而事实上 ,此二词并不作于同时同地 ,而且 ,仅凭此词断定刘将孙的行踪 ,也不足以令人信服。翻…     

元代文人刘岳申的文章理论与风格

元代江西庐陵文人刘岳申文章成就颇著。他的文章中有大量论文的言论,从中可看出他主张文章要有新变而不同流俗,尚耿介直言与情真辞切,提倡厚积薄发和师古人文章之简约,推尚外简约而内遒上老成的峻洁文风。他的文风和文章理论虽然继元初庐陵文人刘辰翁、赵文而来,基本不离个性奇崛路数,然已有很大的新变,开始向元代中期的盛世文风靠近。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为中心的讨论

南宋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以朱熹和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到了改革、社会到了重建伦常、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时候了,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其＂讲道＂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张栻、朱熹的长处是＂天理人欲之分＂之剖析彰明;而＂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则是陆九渊的强项。     

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及其影响

白鹭洲书院自南宋建立后,渐次成为庐陵地区重要的文教中心.书院践行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大批爱国志士,同时引领庐陵士风,实施社会教化.白鹭洲书院从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社会教化等方面影响了庐陵地区,培育了文章节义、崇文重教的庐陵文化精神.     

刘将孙“记”体文的理学色彩与个性特征

元代初期庐陵文人刘将孙以文胜,代表了当时庐陵文派的文章成就。其文章受理学影响,表现出基本的儒家思想立场和主于心的理学视角;同时,又体现出个性为文的特点。这两方面尤其体现于其"记"体文章中,尊崇理学而又不失个性,重"心性",发论大胆,思想独特,对庐陵一地的儒风学风又洋溢着自美的情绪,整体形成了刘将孙的文章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庐陵文风的特点。     

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探微

文章从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的发展背景、管理模式、组织机制、运行体系、支持系统等方面进行剖析,深刻阐释了台湾书院制＂全人教育模式＂的精髓,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书院制改革与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本期导读

书院是存在于唐宋至明清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千余年来,书院和科举制度相关联,2011年是我国书院改制11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书院和科举"专题,发表了三篇重头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科举制度研究专家李世愉的《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指出: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国     

变了味的老年保健品

＂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这是很多老年人对保健品的认识。然而近年来各地老人偏爱保健品.深陷保健品迷局的例子层出不穷近日,记者来到太原迎泽大街某酒楼四层的＂健康讲座＂,有百余位老人正在＂听课＂,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价值50元的听课券,津津有味地听着＂净水器＂产品的功能宣传,慷慨激昂的演讲和体验者的＂现身说法＂,看起来既正规,又权威。     

非“诗意地安居”——贾樟柯电影的生存表达

文章以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沉思,来观照贾樟柯电影对生存的独特表达。文章认为,贾樟柯的电影展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尤其展示了他们因缺失＂识别如此境况的能力＂,而带来的＂后悲剧性＂;精神家园的破碎,更是使他们成为永远＂在路上＂漂泊的零余人。非＂诗意地安居＂的生存表达,是贾樟柯电影关注底层生活的独特视角。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

刘辰翁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其众多的评点作品中,杜诗评点影响较大。从表面上看,刘氏评点完全不同于诸家对杜诗的注解,是一种对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的探讨;往深层观察,刘辰翁的评点是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从而使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论刘辰翁词的情感特征及其成因

为了探析刘辰翁词作的情感特征及其成因,特从词人的个性特质、思想渊源、词作内容,以及其词作与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词家词风的异同等多方面加以考察,认为:刘辰翁词的情感特征为悲苦凄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词人常选用程度极深、境界极阔大的语汇来表情达意;词人反复运用的事典,给人以长歌当哭之感;刘辰翁词的语言运用,也体现了这一感情特色。刘辰翁的刚直品性、儒士身份,他崇尚气节、道义的思想观念,他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他对故国的忠贞之情与渴望恢复之念是形成其词这一情感特征的主要原因。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

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切相关。     

柳永词中的意象美

柳永的词涉及到自然景物、都市风光、男女欢娱、离别悲怨、羁旅穷愁、咏史怀古等多方面的内容 ,与这些内容密切相联的是一组组令人赏心悦目的的意象群。柳永正是通过对诸多意象的描绘和组合 ,构成一个又一个色调不同的画面 ,表现出悲欢离合之情、得失升沉之慨。柳永对都市风光、离别悲怨和羁旅穷愁作了大量的描写 ,并把咏史怀古的题材写进词中 ,不仅拓宽了词的内容 ,而且扩展了词的意象 ,创造了高远的意境 ,对苏轼等人有直接影响     

刘壎诗学思想初探

元代诗学主潮为“举世宗唐”,江西诗论家却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支,他们上承江西统系,探索唐、宋诗之渊承,成为“宗唐得古”思潮下较温和的“折衷唐宋”派,刘壎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刘壎的诗学思想有两大关键:一是“折衷唐宋”,二是以“四层次”论诗,其诗学思想受陆九渊心学影响颇深。     

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

苏轼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说由来已久 ,实则乃误。《乐章集》中大量的例证表明 ,柳永才是宋词用典的第一人。柳词用典 ,以事典为主 ,语典次之。其中 ,事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 ,语典则以化用六朝与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主。一词数典 ,一典数用 ,形成柳词用典艺术的一道风景线。柳词的大量用典 ,是其由俗变雅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刘熙载与齐学裘的交游

刘熙载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艺理论家和书法家,一生著述颇多,尤以《艺概》对后代影响巨大。齐学裘为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五年(1879),他们在上海有长达10多年的交游。他们各自都有赠对方的诗词等,而尤以齐学裘为多。齐学裘的著作中还保存了刘熙载鲜为人知的三首诗及一些题跋。他们交游的相关作品为我们从动态角度研究刘熙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追求提供了文献佐证。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刘须溪对辛稼轩的接受

词学界对于辛稼轩的研究已深入到其文学创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稼轩的文学创作也由词到诗到文 ,展现出全方位的探索景观。辛稼轩雄踞于词坛峰颠 ,既有对前人的吸收和接纳 ,同时也有对后世词人的启发和引导。因而 ,在稼轩之后的词史中 ,许多人笼罩于“稼轩风”的“晕圈效应”之中。刘须溪的词作篇目在宋人中仅次于辛稼轩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成为宋末辛派词人的“光辉的殿军”。本文试图以须溪“文本”为基点 ,从须溪词的比兴象征与须溪以文为词的特征两方面 ,对须溪从词体和词体精神上接受辛稼轩的作词艺术作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