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朱熹确定凡例以后,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自己担任主编,负责统稿,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至迟在乾道五年,《纲目》．已进入编撰,初稿成于淳熙二年;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朱熹去世前,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但没有完成;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对其评价应恰如其分。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朱子语类》同义近义词语考

《朱子语类》记载的方俗口语词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古今汉语文白演变的概貌,其中因口语化表达或方言用语习惯等而产生有大量同一词义而词素、词序或结构不同的同义近义词群,如“交衮、夹界、两隔界头、两夹界处、半间半界、监界、鏖糟”、“浑沦、混沦、囫囵、儱侗、笼统”、“胡乱、胡 A胡 B、胡 A 乱 A、胡 A 乱 B”和“鹘突、胡涂、胡鹘突、含糊、含含糊糊”等,既体现了朱熹门人弟子的地域文化差异,又有当时口语和通语表达上的不同,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和文白此消彼长动态演变的趋势     

略论李侗与朱熹所探讨之《论语》疑案

对于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朱子对其用意的探讨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首先,对于《论语》中所提到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熹虽然不十分同意,但还是迁就其表面意义小心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李侗提示朱熹应更加深入理解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后,在对“父母唯其疾之忧”、“亦足以发”及“子张学干禄”等含义的探讨中,朱熹更加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经过李侗的点拨,朱熹的思维逐渐开启,从此开始综合各家文化之精髓,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